中国储能网讯：2014年即将召开联合国气候变化领导人峰会，以促进2015年最终就2020年后适用于所有国家的加强减排力度的行动安排。最近公布的IPCC最新的评估报告进一步强化了当前气候变化主要由人类活动引起的科学结论，并提出了实现控制升温2℃目标的全球碳排放到2020年左右达到峰值，而到2030年需要比2010年下降15%-40%。

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实现控制升温2℃目标的全球碳排放到2020年左右达到峰值目标中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而在下一步的发展中，我们如何协同我们的经济发展与二氧化碳排放的关系将不仅仅关系到我们自己的经济发展，也关系到世界环境的保护。

中共十八大开启了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的新局面。三中全会又进一步深化改革部署，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理制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充分发挥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和二氧化碳减排的协同效应，有力促进我国经济向着绿色低碳转型。

为此，我们截取了中国第四届低碳经济发展论坛上，清华大学低碳经济研究院院长、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何建坤先生的部分发言以飨读者，进一步探讨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峰值的规律。

我国每年新增加的CO2排放量大概占全球增量的60%左右，所以我们中国CO2排放存在总量大、增量快的这样一个趋势。在新的形势下我们所采取的CO2减排行动和所确立的减排目标越来越受到世界范围的瞩目。另外一方面，通过跟国内当前的发展形势来看，我们也面临着三中全会之后，经济发展向低碳转型一个新的时期。资源依赖型，粗放扩张的这样一个发展的方式难以为继。

尽管我们不断地在采取终端的治理措施，但是污染物排放不断严峻的形势，导致环境恶化，生态破坏的发展趋势也难以根本的扭转。所以我们减少化石能源消费既是我们改变国内这样一个发展方式，缓解资源和环境制约的国内发展需求，也是应对气候变化，减缓CO2排放的一个战略选择。这两个方面在战略和措施上有高度的一致。

我们可以统筹国内和国际积极的CO2减排目标，把这个减排CO2作为一个重要的着力点，一个方面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另一方面通过控制CO2的排放，降低化学能源的消费量，缓解国内日益严重的资源紧缺和环境污染的形势。对于这样一个效益的发挥，会使得我们加快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

在十二五期间我们国家制定了单位GDP能耗强度下降16%，GDP的CO2强度下降17%的这样一个目标。这是一个强度下降的相对的目标。它的目的在于提高单位GDP能耗和单位CO2排放所产出的经济的效益，现在在新的形式下我们进一步强化这一目标的同时，还要在十三五期间，应该进一步实施CO2排放总量的控制目标，进而实行对煤炭消费总量的控制目标。

对于煤炭的消费和CO2的排放给予一个天花板，这样更强的一个约束性的目标来促进我们经济增长发展方式的转型，所以我们在应对气候变化要采取一些新的举措，同时我也还要进一步研究中国的CO2排放什么时间能够达到峰值，这是全球所关注的一个关键的问题，因为要实现全球控制温升不超过2℃的目标。全球碳的排放，到2020年左右就需要达到峰值。全球峰值实现的越晚未来的减排力度就要更大，所付出的成本和代价也需要增加。而我们中国碳排放的总量占世界的比重大，增量也占了世界CO2排放增量的半数以上。所以中国什么时间CO2排放达到峰值对全球峰值的实现会起到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

新的形式下，我们也要研究CO2排放达到峰值的时间。利用峰值目标设立我们未来发展的路径，形成一个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倒逼机制。为了实施这方面的研究，我们要借鉴一下发达国家CO2排放达到峰值的一个规律，从而我们在探索比发达国家更为低碳的发展目标和实现的路径。通过研究我们可以看到欧美等发达国家人均CO2排放和人均能耗达到峰值的时间基本上在1970年代初以后，也就是他们基本完成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阶段。人均GDP都在1万甚至2万美元以上的这样发达的一个水平。

另外从各个国家来看，他们CO2排放总量达到峰值的时间一般会低于人均CO2排放达到峰值的时间，原因主要是由于人口的增长。像欧盟国家，由于人口增长的缓慢，所以人均CO2达到峰值之后，对于他们人均CO2的排放下降高于人口的增长速度，所以比较快地总量也就达到了峰值；但是像美国，由于它的人口增长比较快，大概每年在1%左右，人均排放达到峰值之后下降的速度低1%，所以它的总量达到峰值的时间要远远地滞后于它的人均达到峰值时间。美国在1973年人均CO2排放达到了峰值，但总量的峰值到2007年才达到。

另外一点，每个国家它们能源消费达到峰值的时间也会滞后于CO2达到峰值的时间。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些国家能源结构的变化。由于发展水电、风电、核电、太阳能发电等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提供能源，但不排放CO2，当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之后，能源的消费增长非常地缓慢，它的增长量可以完全由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来满足，而化学能源不在增长，所以CO2排放可以先于能源消费量达到峰值。于是欧盟国家它们的CO2排放在1980年就达到了峰值，但能源消费量到2005年才达到了峰值，两者相差了25年。

另外从这些国家的情况来看，它们的工业部门的CO2峰值会早于全国CO2峰值的实现。在发达国家1973年左右，它们工业部门的CO2排放基本都达到了峰值。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交通部门的能源消费会急剧增加，建筑部门的能源消费和CO2排放也会相对地增加，因此工业部门虽然CO2达到峰值，但它下降的速度还不能抵消交通和建筑部门增长的情况下，CO2排放的总量还会持续增加，所以我们要想使全国CO2排放达到峰值，先决条件也必须是工业部门的CO2排放要率先达到峰值。而且普通国家由于资源禀赋和发展的路径以及国内的各种气候、环境等条件，它们CO2排放达到峰值时间，人均排放水平也有比较大的差异。比如说欧盟人均CO2排放峰值人均排放量是9.4吨，日本是9.7吨，但是美国却达到22.2吨，是欧盟和日本人均峰值水平的两倍还要多一点。所以发达国家实现CO2排放的峰值有一定的规律。

我们中国发挥后发优势，特别是节能技术、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我们实现CO2排放峰值的时间应该早于发达国家实现CO2峰值出现的发展阶段，峰值人均排放量应该低于欧盟、日本这些人均峰值较低的发达国家，这才是我们应该所走的新型的低碳的发展路径——新型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模式。

通过对对发达国家规律分析，我们也发现，CO2实现峰值必须有两个必备的条件。一个条件就是单位GDP的CO2强度要高于GDP的年增长率，第二个条件是，单位能耗的CO2强度的下降率要大于能源消费的年增长率。如果你的CO2排放要达到峰值，你必须提高碳排放的产出效益，单位GDP的碳排放必须比较快的下降，抵消由于GDP的增长所增加的CO2的消费，所以GDP如果增长太快，向我们7%以上的水平，那么CO2排放就很难短时间内达到峰值。 单位GDP的CO2每年下降的速度发达国家为2%左右，我们未来通过技术创新，应该达到4%-5%的水平，所以GDP增长也必须在4%-5%这样一个水平才可以实现CO2排放峰值。只有我国基本实现工业化和城镇化中期阶段以后，也就是2030年左右才会实现CO2排放的峰值。

2030年我国城镇化水平将达到65%左右，经济增长也变为内涵式增长，人口趋于稳定，非化石能源的比例可以达到20%以上，乃至达到25%，如果仍以6%-8%的增长速度的话，新增加的非化石能源的供应可以满足1.5%-2%的总能源需求的增速，而化石能源不在增长，所以这个时间，我们单位GDP的CO2消费强度的下降率可以4%-5%的这样一个水平，将会远远高于发到国家的下降水平。

但是我国的未来发展也具有很多的不确定性。主要是我们如何控制我国的GDP的增速，以及能源消费强度的下降、能源结构大力度的调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对如何改变经济发展方式，从全面追求GDP的增长，到更加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不在以GDP论英雄，而是注重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到2030年，潜在的GDP的增长率为4%-5%左右，为创造CO2排放的峰值创造了条件。但是如果各地再以当前这种盲目的增加投资，扩大重化工行业的产能，不断扩张低端制造行业不断出口的这种模式，我们CO2排放达到峰值的时间将会大大的延后。

我们节能的力度和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力度如果达不到预期的化，我们CO2排放峰值的时间也会大大的延后。所以我们要坚决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制定分地区、分部门的CO2排放的减排目标和峰值目标，形成一个转变发展方式的倒逼机制。东部地区CO2排放机制和治理雾霾相互结合，控制煤炭的消费总量，京津冀的三个地区的煤炭的消费量到2015年之前要达到峰值并且要止步下降，这样的控制速度，可能会使得我们的全国煤炭消费量达到峰值日期提前，全国的煤炭消费达到峰值出现的时间有可能在2020年-2025年之间。东部发达地区人均GDP也大约达到了10000美元，人均CO2排放的水平和欧盟的水平基本相当，所以东部CO2排放水平应该有条件达到峰值，为全国CO2排放峰值出现创造了条件。

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的转型，比如钢铁、水泥、铝材这样高耗能的产品，在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它们的增长速度高于GDP的增长速度，在未来特别是十三五期间，它们的增长速度会放缓，到2020年之前，这些高耗能的原材料产业将会趋于稳定，高耗能产业的控制会导致产业结构的调整，工业部门的CO2排放有可能会在2020年-2025年达到峰值。

现在我国的煤炭消费量大约达到了37亿吨，峰值时的煤炭消费绝对不可以超过45亿吨，增长的空间非常有限。从1990年-2010年内，我们CO2排放量增加了210%，2020年-2030年期间内，我们CO2增长量要控制在2010年的50%左右，增长速度的控制是我们加大减排力度，实现全球温度上升不超过2℃目标作出我们中国的贡献。

我们还要推进新的国际制度的建立，2020年将会全球加强减排力度的新的国际制度的方向，新的国际制度的建立必须是在促进世界各国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合作和共赢，新的国际制度不仅要关注各国的减排目标，各国的强弱、以及责任和义务的分担，更应该为发展中国家、不发达国家提供一个可以公平的可持续发展的机会，保证人类社会生存和可持续发展，促进世界各国走上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路径，能够实现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和国际合作下，各国可持续发展的共赢的这样一个局面，这是我们的期待。

（何建坤系清华大学低碳经济研究院院长、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本文根据中国第四届低碳经济发展论坛何建坤发言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