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储能网讯：闫晓卿 贾淯方 国网能源院能源规划所
党的二十大擘画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在能源领域，强调要推进能源革命，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加强能源产供储销体系建设，确保能源安全。这一重要论述蕴含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当前内外部政治经济环境和历史发展大势的精准把握，对全球能源演进普世规律的深刻理解，是系统观念在能源领域的集中体现。
全面准确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对能源领域的要求并及时贯彻落实，不能就能源论能源，应站在经济社会大局看能源，不断提高对能源电力行业在服务民生、提供经济增长强引擎和新动能、推动新型举国体制下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升级等维度所蕴含巨大潜力的认识；不仅应站在当前思考未来的不确定性，更应对2014年“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提出的深意进行再认识，并对如何从当时复杂不确定性中寻找战略主线，对以什么样的高度、方式和时间窗口推动能源发展模式深度调整并给出明确判断等进行再思考，只有这样才能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找准能源领域的核心功能定位，推动其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发挥好“四梁八柱”作用。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我们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一切从实际出发，着眼解决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作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得出符合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形成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更好指导中国实践。”
这就充分说明了认识新型能源体系，要立足中国发展实际，通过我们看到遇到或预判到的一系列重大实践问题解读新理论和新方法。“新型”是对未来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要求的能源发展模式的定义，并非重起炉灶，但一定更加“精准”，这种精准涵盖了明确的战略主线、关键的建设驱动力、清晰的行业定位等多重涵义。
以能源安全为战略主线
首先，战略主线仍是能源安全问题，这是战略性、根本性问题。能源安全是有成本、有技术可行性等要求的，有全球共性发展瓶颈，也有我国的独特性问题。在当前技术条件下，全球能源强国大国均在各自政治体制和社会文化等大框架下进行“安全、清洁、经济”三者的阶段性权衡和取舍，即使由于各种原因出现“回摆”现象，也难改持续推动能源清洁低碳转型的决心。对我国而言，除“富煤贫油少气”的基本能源禀赋，以及超大的能源消费体量等常规因素外，能源清洁低碳转型的“中国范式”是“安全、清洁、经济、共享”的四方统筹，难度更大，这是因为我们要实现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突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普惠性，能源领域更应如此。
更进一步看，这种“共享”也给出了破解之道，要始终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发挥人民在现代化建设全环节的突出作用，以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需求导向、扩大高质量内需，以更具包容性的国家治理能力体系和治理能力为依托，全面释放人民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巨大创新潜力、充分释放活力。有别于西方发达国家“以资本为核心实现工业化、以工业化定义现代化”的发展方式和认知模式，我国的现代化是以土地、资本、数据和人才等关键生产要素推动全体人民全面发展为核心目的，以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求来定义的现代化，将走出人类文明的新形态。能源行业就是各种创新要素的汇集领域，是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和新业态的重要载体和策源地，是可以充分发挥人民创造性的关键领域。
综合来看，新型能源体系从根本上仍是以能源安全为战略主线，与能源安全新战略一脉相承。要以满足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用能需求为前提，加强油气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充分发挥长期以来形成的全球最大煤炭清洁利用体系优势，聚焦战略定位、行业信心、技术支撑、社会稳定四大关键问题推动煤炭行业高质量发展，确保化石能源领域形成长期可接续产能、极端情况可替代产量的基础能力，科学合理、安全有序地规划建设水电和核电，把握非化石能源合理替代节奏，高质量规划建设沙漠戈壁荒漠大型风光基地，形成多轮驱动的能源供给体系，纵深推动能源供给革命。
此外，新型能源体系对能源安全保障能力的要求更高，要着力加强能源安全风险认知水平和预测预警能力建设，如能源价格稳定风险，各类资源安全风险、生态安全风险、科技安全风险、供应链产业链安全风险、网络安全风险等，有必要对具有复杂程度高、传导逻辑链条长等突出特征的能源安全潜在风险因素进行前瞻性辨识。
以科技创新为关键驱动力
能源科技创新是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最关键的驱动力之一。“双碳”战略目标下，能源科技创新的继承性发展、前瞻性谋划、系统性布局和整体性重构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不确定性极高，也面临着资本逐利性、地方政绩冲动等的冲击。我们要尊重科技创新的客观规律，更要坚持自信自立、充分依托举国体制优势形成中国特色科技创新发展新模式，包括基础理论突破、技术应用和工程示范、成熟商业模式的设计形成等全流程。
具体来看，要着力解决好当前“双碳”目标下能源科技创新的顶层设计问题，形成兼具继承性、紧迫性、颠覆性，涵盖单项级和系统级等不同维度的能源科技创新图谱，研判重大战略方向、优先攻关领域、多元技术路线协同和相互支撑关系、重要任务时间表和路线图、关键环节替代性策略预案、技术经济性水平和产业化能力是否充足、全球重大科技创新输入性“挤出”效应等问题。在此基础上，尽快形成“双碳”目标与能源重大科技突破的一体化设计。
在推动方式上，未来十几年内，必须充分依托新型举国体制优势，顺应当前重大科技创新中大国竞合色彩日益浓厚的趋势，发挥好国有骨干企业产业链“链长”和原创技术“策源”作用，推动能源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融合和产业现代化升级，牵引实现全产业链各利益相关方发展诉求和产业升级战略方向的协同一致，释放各类“专精特新”企业的创新活力和发展潜力，尤其要发挥好我国不同地区的差异化发展优势，为重大能源科技创新提供海量应用场景、为我国创新体系技术能力提升提供迭代支持。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最后，从行业定位来看，新型能源体系是与经济系统、社会系统全面融合的体系，该体系最大特征是“融合”，融合的背后是相关利益主体间的激烈博弈，既有利益格局的深度调整甚至重构，因此，现代化的能源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不可或缺。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动能源清洁低碳高效利用，推进工业、建筑、交通等领域清洁低碳转型”。同时，“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相关部委对“十四五”现代能源体系的解读，新型电力系统和能源强国等战略要求的提出，均十分显著地将能源置于经济系统中考量，能源对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我国要加快规划建设的，也是顺应现代化经济体系内在要求的新型能源体系。
新型能源体系与经济系统、社会系统的全面“融合”，内涵较为丰富。一是电力主导融合包含油、气、煤等在内的大能源系统，顺应能源清洁低碳转型大势，新型电力系统就是谋划新型能源体系的核心，灵活性调节能力、基础设施融合等均是融合的“催化剂”。二是能源电力与工业、交通、建筑等领域的深度融合，参与上述领域的低碳工艺流程再造。这意味着社会进入高度电气化时代，电能占终端能源消费比重或超50%，氢能占终端能源消费比重或达到10%-15%左右的水平。三是围绕能源电力产业现代化升级，依托我国战略纵深优势融合形成一系列多元化产业集群。四是成熟市场机制和政府宏观调控的有效融合。
融合发展之下，新型能源体系相关利益主体大量增加，相互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多元，利益冲突更大，必须在法治的轨道上全面推进能源电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向现代化快速迈进。要完善可充分反映能源资源价值的市场机制、释放发展活力，进一步建立健全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要求相适应的法律法规体系，厘清市场和政府的权责利界面，实现资源环境、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多重战略目标下的政策协同，释放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和有能组织的治理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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