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储能网讯：一方面外资在第二产业的投资在不断收缩，另一方面服务业正在取而代之成为吸引外资的新高地，中国转型升级开始倒逼外资优胜劣汰，进入高端投资时代。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有之炘

日前，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5月份实际使用外资(FDI)金额为86亿美元，同比下滑6.7%。1--5月份FDI金额为489.1亿美元，同比仅增长2.8%。特别是，作为中国与海外资本对接前沿阵地的上海，5月份第二产业吸收合同外资金额同比降幅超过30%，

一时间，中国是不是失去外资吸引力?是外资撤出还是外资结构调整?是被动因素抑或主动所为?等等事关当前外资流向的新疑问开始在市场中产生。就此，近日《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以上海为主的长三角地区进行深入调查，探究其因。

转型升级倒逼外资“优胜劣汰”

1--5月份，几乎所有主要国家和地区对华投资均呈明显下滑态势，其中日本对华投资同比下降42.2%，欧盟28国对华实际投资同比下降22.1%，东盟对华实际投资下降22.3%，来自美国的投资同比下降9.3%。

上述数据引发了国际市场对中国投资市场环境的关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中，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部副主任白明分析认为，部分外商尤其是制造业在华投资意愿出现降低趋势包含多重因素，如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劳动力成本上升、中国在产业链中的地位提升、环保要求日益提高等。

上海市商委对外经贸处处长孔福安向本刊记者进一步分析认为，“部分外资企业看似撤出，并不表示它们放弃了中国市场，而是很大程度上基于行业自身变化，及中国转型升级背景下的正常调整。”他认为：

一方面，随着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分工地位中的提升，在华生产制造的成本有所上升，对成本敏感型的跨国集团在中国的产业布局提出了挑战。这顺应了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趋势，不必过于担忧。

另一方面，部分行业自身的发展前景暗淡，而非针对中国市场。如鸿海集团旗下广宇公司已于5月抛售了其持有赛博数码公司48%的股权，但这并不表示集团放弃了中国市场，而是线下销售本身受到网购的冲击，导致集团内部再调整。

在其看来，当前环境下，外资角色已从二十年前的纯外资逐步变成为外智和外资并举的地步。在全球大环境和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如何通过发挥外资积极作用，促进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还需探索更多创新FDI的合作方向和新项目运作模式。

“对于确实不适合在中国继续待下去的未来投资者不必强留，应鼓励外资在高技术、高附加值领域投资。”采访中，专家普遍认为，外商投资新动向的成因较为复杂，既有宏观层面的原因，也有微观公司内部战略调整的原因，“现阶段外资不会大批撤出中国，即使有也是分类的、循序的、小规模的且暂时的。前瞻地看，外资将以一种全新模式重新进入中国。”

比如，在日本、欧盟、东盟和美国FDI下降的同时，韩国和英国同比分别增长87.9%和62.2%。

服务业正成为外资新重点

制造业利用外资不断减小的同时，外资投资中的服务业增速惊人。1--5月，制造业FDI的金额占比已不足四成，服务业FDI的金额则同比增长19.5%，占比达到56.2%。这一趋势在改革开放前沿阵地上海尤为明显。今年5月份，上海FDI份额中第三产业占了九成，金额同比增长一倍。相较之下，第二产业签订外商直接投资合同项目仅8个，同比下降20%。

值得一提的是，自去年9月挂牌至今，上海自贸区累计新设外资企业1245家。上海自贸区管委会副主任朱民向本刊记者透露，“这些新设的企业清一色来自贸易、文化、金融等服务业领域。”

“关于所谓外资撤出的说法并不确切，准确来说应该称为外资的结构调整。”上海市国际技术进出口促进中心副总工程师陈宇凭借多年同外商打交道的实际观察告诉本刊记者，“对于政府而言，产生了从过去一味地‘放到篮里都是菜’的传统引入模式，到后来对产业逐步分拣、系统化布局，直到如今以青睐高附加值、创智且环境友好型外资产业引进的思想转变。”

“中国国内政治稳定、市场规模日益扩大、产业领域加大开放、营商环境持续改善，吸引外资仍具有比较突出的综合优势。”日前，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在商务部例行发布会上也表示，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给企业特别是外商投资企业提供了更多机会。

三大现象亟待深化开放破障

尽管外资撤出的说法并不准确，但采访中，外企人士较为普遍指出了三个趋势性现象：一是虽然某些跨国公司在中国设有机构，但公司内部业务量尤其是关键业务逐渐转出去，在华分支机构的地位逐渐被边缘化;二是部分外企将利润汇出，不再继续投资内地;三是部分外资企业认为中国市场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

中国欧盟商会上海共识会主席斯特凡·萨克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产能过剩及执法环境是外商在华运营遇到的两大主要障碍，“中国的法制正日趋完善，但是在具体执法过程中，还存在着不公平的现象。对于外企而言，最需要的是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市场应该占据更主导的位置，否则会挫伤企业的信心。”

“上海最高45%的个税征收率和30%的外资企业所得税率，削弱了上海对外企的吸引力。”中国欧盟商会人力资源工作组主席朱丹认为，上海、香港、新加坡是外企设立亚太总部时优先考虑的三个城市，然而新加坡和香港对外资企业征收的最高税率仅为上海的一半，新加坡和香港的最高个人所得税率也远低于上海。本文来源：瞭望观察网

“跨国公司招聘亚洲总部高管，往往都是起薪百万元以上。如果在上海招则需要付出比在香港或新加坡更高的人力成本，这会大大影响外资在上海设立地区总部的积极性。”朱丹坦言。

吸引高端投资成未来竞争重点

“不可否认，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在外资引进方面成绩卓著，但与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外资累计总量、占国民经济比重、外资质量和多元化等方面仍相形见绌。”陈宇告诉本刊记者。

他通过对美国、德国、芬兰、比利时、奥地利、法国、英国和以色列等国访问后发现，高端制造业及高附加值的外资对进入中国仍持有一定怀疑和保留态度，“一来，中国的出口产品‘相对容易’成为反倾销调查的对象，这一点对处于更加敏感地位的技术贸易领域显现得更加强烈;再者，一些发达国家对我国国际技术贸易市场准则、运作制度、合作方式等缺乏了解，以及对于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持谨慎态度。”

显然，在陈宇看来，在新时期要保持对高端资本的吸引力，以往那种“超国民待遇”的政策优惠已经不再好使了。尤其是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的东部地区，吸引外资的优势由低成本和优惠政策转向广阔市场、综合配套和软环境，其中法制环境和人才供给成为两大要素。

“近来，中央已多次取消或下放了诸多行政审批事项，这些措施不仅是为了激发国内企业的市场活力，同时也针对外商投资。”白明建议，在可能的条件下，目前尚在上海自贸区试行的负面清单模式宜尽早将其推广到全国范围，以此来展开和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吸收FDI上的博弈。

至于吸引FDI的另一个核心——人才，则是决定项目是否成功的最为关键一环。陈宇直言，“招商引资不能仅从政绩考量，负责招商引资的团队领军人物应当具备对金融、商业、法律甚至高新技术领域较高的跨界认知度，对于引进项目上具有理论和实战经验，同时还应具有多语种的外事交流能力。”

最后，他还指出，“维持中国经济稳定增长和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也十分重要，让真正看好中国市场的外国投资者坚定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