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储能网讯：

02、欧洲转向 安全至上

  相较于中美长期以来的光伏贸易冲突，欧洲和中国的新能源贸易与合作曾经有过长期且明确的“蜜月期”。

  20世纪80年代，中国风电建设处于起步阶段，欧洲多国曾向中国提供设备、技术、贷款等各类援助，帮助中国建设风电场、试验场和人才队伍。随着新能源产业进入21世纪后的高速发展，中国逐步成为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市场和清洁能源设备制造国。欧洲则一方面致力于降低能源对外依赖程度，另一方面大力推动能源转型。在这段发展历程中，中欧新能源行业始终保持较为紧密的合作和往来。然而，随着中国新能源装备制造的技术跃升和成本下降，欧洲新能源设备正在失去比较优势，市场份额下降。2012—2018年，欧盟对华光伏“双反”案曾对双方光伏贸易往来造成一定冲击，“双反”措施终止后，中欧光伏贸易逐步恢复正常状态。

  2019年以来，通胀对供应链、航运和物流的冲击推高了欧洲风电和其他发电形式的投资成本。此外，劳动力成本也大幅上涨，钢铁等大宗商品价格维持在2019年以前的高位。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欧洲能源安全受到严重威胁，这些都让欧盟深刻认识到其内外部供应链的“脆弱性”，开始重新审视能源改革机制设计及能源转型的作用。

  全球风能理事会（GWEC）战略总监赵锋告诉《南方能源观察》（以下简称“eo”）记者，2022年4月，欧洲风能协会年会在西班牙毕尔巴鄂召开，在俄乌冲突的影响下，欧洲面临天然气断供危机，对能源安全的忧虑笼罩会场，“当时很多欧洲风电开发商和风电装备企业都在表达一个观点——欧洲油气资源已经深受俄罗斯制约，在从化石能源向新能源的转型进程中，必须加强欧洲国家的自主权”。

  赵锋认为，这是欧洲风电打响“去中国化”的第一枪。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欧洲经济研究室主任孙彦红分析，当前欧洲经济安全面临四类风险，包括供应链韧性风险、关键基础设施的物理和网络安全风险、技术安全和技术泄漏相关的风险、将经济依赖“武器化”或进行经济胁迫的风险。其中，供应链韧性风险在能源领域得到充分体现。

  欧盟委员会认为，在某些关键领域过度依赖一个国家会严重压缩自身的战略选择空间，因此开始通过一系列措施谋求在战略性原材料和产品上降低对华依赖，其内外经济政策的底层逻辑逐渐由“效率至上”转向“效率与安全并重”，在能源战略领域甚至是“安全至上”。

  2022年5月，欧盟委员会发布了“重新赋能欧盟计划”（REPowerEU Plan），旨在通过供应多样化、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提高能源效率，到2027年摆脱对俄罗斯进口天然气的依赖，加强风电和光伏供应链建设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同年12月，欧盟通过《外国补贴条例》（FSR），条例旨在弥补现有国家援助控制制度的不足，以应对外国政府补贴可能带来的“市场扭曲”。2023年4月，欧盟理事会投票通过了改革碳排放交易系统、设立碳关税和创建社会气候基金三项气候法案，这是全球范围内首次将气候监管纳入贸易法规，欧洲正式筑起碳壁垒。2023年6月，欧盟委员会发布历史上首份《欧洲经济安全战略》，2024年1月再提出“欧洲经济安全一揽子计划”，标志着欧盟经济安全战略在顶层设计指引下逐步推进具体政策落实。此外，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还提出，准备为风电行业发展制订一揽子促进计划，谋求“欧洲的清洁产品在欧洲制造”。

  这一系列政策给中欧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合作带来了一定的冲击。尤其是2024年以来，欧盟在FSR框架下屡次对中国企业发起贸易调查，其中一起明确对中国在欧盟5国的风力涡轮机供应商发起“双反”调查，另一起针对罗马尼亚光伏园投标中的中国企业开展调查，迫使两家中国企业退出该项目的竞标。欧盟中国商会就《外国补贴条例》递交的抗辩反馈意见表示，FSR极大地增加了中企在欧发展的不确定性，引发各方对欧盟不断升级的保护主义倾向和滥用政策工具的深切担忧。

  赵锋告诉eo记者，欧盟对中国风机的“双反”调查实际影响不大。一方面，中国风电企业早已脱离国家补贴；另一方面，中国风电主机出口到欧洲的量不大，大概只占欧洲市场0.2%的份额。但相关行动向中国风电企业发出了警告信号，当前中欧新能源经贸与合作关系已出现转折点，需要重新评估在该区域投资的风险。

  GWEC发布的全球风能供应链研究报告《关键使命：构建满足全球温升1.5℃需求的全球风能供应链》指出，为了实现COP28（《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八次缔约方大会）和温升1.5℃的目标，风电行业需要将年新增装机容量从2023年的117吉瓦提高到至少320吉瓦，但日渐增加的贸易壁垒将降低目标实现的可能性。“全球地缘冲突升级将导致市场两极分化，随着贸易停滞和一些市场寻求扩大影响力边界，人们的注意力从脱碳转移到确保地方利益上”。

  “政府与其追求增加贸易壁垒、加强防御机制，不如集中注意力，激励国内工业战略部门，通过确保适当的定价和回报创造更有吸引力的市场环境，提供竞争性资金和消除官僚主义障碍。”该研究报告对当前宏观形势下能源政策的制定提出这样的建议。

  03、先进产能决胜国际市场

  巴黎时间5月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同法国总统马克龙、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举行中法欧领导人三方会晤时指出，中国新能源产业在开放竞争中练就了真本事，代表的是先进产能，不仅丰富了全球供给、缓解了全球通胀压力，也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和绿色转型做出巨大贡献。不论是从比较优势还是从全球市场需求角度看，都不存在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

  长期以来，产能过剩都是全球可再生能源行业聚焦的议题。此前，耶伦将产能过剩的矛头直指中国，不少研究机构、从业人士和相关领域学者对此提出反对意见。

  刘译阳认为，“产能过剩论”可以说是美国抛出的一个议题陷阱，“市场经济环境下，一个正常的行业总产能在一定程度上肯定是过剩的，但先进产能是不会过剩的。供给在一定程度上大于需求，才能促进行业不停创新”。

  前述GWEC研究报告也指出，从风电发展的历史来看，一定程度的过剩是合理的，关键是政策信号要引导供应链参与者对产能进行必要的调整，以更有效地满足当前需求和预期需求。

  一位从业多年的国内光伏企业管理人员向eo记者表示，讨论产能问题需要从更长的时间维度来考虑，“在过去的20年里，无论经济周期好还是坏，无论各国光伏政策如何变化，光伏每年都能以至少10%的速度增长，有些年份可能达到40%或50%”。

  该名管理人员告诉eo，中国光伏行业正再次处于周期性震荡过程中。“尽管经历多次起伏，光伏仍是对中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贡献最大的行业之一。产业深度调整和优胜劣汰是自然规律，只有坚持战略布局不动摇，坚持研发创新，才能在调整和震荡中生存下来，真正代表中国光伏的先进产能”。

  刘译阳分析认为，当前的行业环境下，能适应充分竞争、持续降本增效，就能代表先进产能。“目前多晶硅已经跌破4万元/吨，有的企业因此停产检修、现金流出现亏损，但有的企业还能继续生产、维持稳定的现金流，这些产能就是先进的。我们应该通过竞争来发现先进，淘汰落后。”

  有学者指出，“产能过剩论”成为欧美国家大张贸易保护伞、打压中国制造的舆论武器，其视角是以西方为中心的，不能代表全球产能的真实情况和发展趋势。以同样被指产能过剩的电池为例，2024年4月国际能源署（IEA）发布世界能源展望特别报告《电池和安全能源转换》，预计到2030年，电池存储系统的资本成本预计将下降40%，太阳能、风能与电池存储的组合方式，比建造新的煤炭或电力系统更加经济实惠；全球能源存储容量将增长六倍。结合GWEC、SEIA等机构对风电、光伏的增长预测，从未来十年的全球需求来看，新能源产业并不真正存在过剩问题，而真正存在的是贸易壁垒下产能难以在全球范围内合理配置的问题。

  前述光伏企业管理人员指出，欧美国家鼓吹“产能过剩论”，从本质上说是没有真正了解全球新能源市场的真实需求和广阔前景，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对可再生能源的需求一直没有被充分看到和重视。“在开发非洲市场的过程中，在那些基础电力设施比较落后的村落里，我们经常看到村民拿着一块太阳能电池板给手机或者电视机充电。这些都是真实但被忽视的需求，中国光伏企业长期以来在这些市场深耕，在助力这些区域建设和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同时也能看到新能源越来越广阔的应用场景和增长前景。”

  04、坚持全球化战略

  中国新能源企业出海，受惠的不只是中国企业。自“一带一路”倡议发起以来，中国光伏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入大量资金、技术、人才，助力沿线国家实现绿色低碳转型。

  有国际研究机构评论称，中国已成为东南亚国家能源转型的关键。根据国际可再生能源署（IRENA）估计，如果东盟国家要遵循《巴黎协定》的1.5℃目标，到2030年，每年必须投资约458亿美元用以扩大可再生能源发电能力，这一要求远超东盟国家公共部门的投资能力，为实现转型目标，该区域需要大量借助私人投资的力量。根据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中心的数据，2000年至2022年，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了1400多台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超过170吉瓦，这些工厂有31%位于东南亚。评论认为，作为该地区能源领域的主要投资者，中国企业可以通过对基础设施、集中式电站、设备工厂、金融产品等多方面的投资为当地可再生能源项目提供重要支持。

  前述光伏企业管理人员告诉eo，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实践中，除了带去先进的光伏产品和技术，还需要提供附加价值，如带动当地就业，改善当地民生，保护生态环境，拉动经济增长，促进文化交流，推动制造业进步，参与产业政策、标准完善等。“当前新能源企业走出去面临比十年前更大的挑战，除了贸易壁垒、技术壁垒等障碍，清洁能源项目的利益分配也是多方博弈”。

  当前，由于美国对东南亚光伏产品的贸易措施，部分光伏企业需要就相关调查应诉，甚至有企业表示考虑退出当地市场，这个中国光伏企业布局多年的区域正在被重新评估。但更多的光伏企业并不畏惧。

  刘译阳认为，短期内东南亚市场确实利空，企业需要就行业的发展趋势调整产能布局，但贸易保护主义是无法长期坚持的，中国企业应秉持拥抱全球的理念，开拓创新投资和盈利模式。“比如，现在已经有很多光伏企业在外投资时利用海外的资本，中国企业出管理、出技术、出渠道、出品牌，各展所长，营造良好的生态。”

  尽管美国在IRA框架下大张贸易保护伞，美国仍是不少中国光伏企业重点布局目标。有业内人士预估2023—2027年美国太阳能光伏各细分领域市场年平均增长率将超过20%，2023年起国内光伏头部企业陆续在美布局产能，并希望通过本土化措施谋求获得IRA框架下的补贴。

  然而，当前国际市场的一些规则障碍和阻力很难完全靠企业自身去克服。前述光伏企业管理人员感慨，公司在行业已经走过十多年历程，伴随行业从依靠政策补贴型成长为平价上网、助力“双碳”目标实现的重要力量，但当前仍不断面临新出现的各种挑战。他特别提到欧洲市场的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当前企业正在积极谋求碳足迹的认证和达标，争取尽量符合欧盟CBAM的要求。同时我们也看到，在碳足迹的计算方法上，国内的计算标准还相对粗糙，以当前的计算机制要进军欧洲市场是不现实的”。他呼吁，政府层面应出台能与国际市场对接的碳足迹计算机制，联合金融机构、第三方机构做好对接和沟通工作，助力中国企业克服碳关税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