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确保快速发展，中国除了拼命开采本土资源外，还在努力寻找全球的能源。而中国的崛起是在能源等价格管制补贴了全球情况下的崛起。一方面，增加了国际石油市场的压力并推动了其发展，另一方面，也接受着与既有国际关系间的摩擦。而处于霸权地位的美国，不仅高度关注着中国在世界各地寻找能源的举动，也关注并谋求如何进入中国本土的石化能源市场，更呵护着其在全球能源等资源市场的配置权。
在国际关系的权力转移模型中，许多特征都在现今中美全球能源竞争中得到了反映。权力转移的理论认为，崛起中的挑战者和当前霸主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进攻性现实主义代表人物米尔斯海默认为：生存的最好保证就是成为霸主；而温和的理论认为，霸权国增加挑战者的满意度可以减小爆发战争的概率。
目前，中国GDP总量位居世界第二，并成为世界主要出口国。但价格管制形成的能源资源资产价格与价值，以及能源净进口间的双重缺口，着实打开了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不确定性窗口，成为中国的软肋。
一个国家，通常其政府只要对货币、财政和资源三者实现了均衡管理和配置，一般都可以达到社会的稳定与经济的发展。而霸权国家要想让其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同样需要对货币、财政和资源进行全球配置，这样，其所拥有的货币铸币权可在全球征税，财政双赤字可在全球低成本融资，而要实现上述货币、财政双重目标，就必须掌控全球资源的配置权，以保权力的稳固。
而美国，尽管在二战后确立了其国际霸权地位，也从未间断过对其霸权的维护，但每次对外用兵的真实意图几乎全都与其货币超发、国内经济衰退和需要转嫁危机有关，且都是找着软柿子捏（2011年欧美对利比亚用兵也不例外）。
至今，美国都没跳出2008年自己给自己挖的金融危机陷阱，欧盟也没修补好自己为自己开凿的财政赤字天窗，使两大国际储备货币还在开展着贬值比赛，殃及着全球经济和社会的稳定。所以，欧美需要通过对全球资源配置权的操纵来维系霸权和转嫁危机。因此，在可见的未来，中美之间不存在权力转移的问题，更不存在霸权国增加挑战者的满意度可以减小爆发战争可能性的推断。
其实，中美对中国的崛起和中国能源需求的不安全感是来自国人的不自信和丰富的想象力！进而会干扰到能源外交。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超量的货币供给，推动了国际油价的上涨，为了掩盖油价上涨是美元泛滥的结果，其中的手段之一就是西方支持并挑逗南北苏丹分裂，造成局部石油供给中断，引起市场恐慌；2011年底再次升级的伊朗核问题，制裁伊朗，逼其放弃核计划，实质是对欧佩克供给份额进行再分配，以及在保持高油价的情况下，为伊拉克供给增量进入国际石油市场打造空间；在利用伊拉克增产谋求2003年战争“补偿”的同时，为美国石油企业留出谋利机会等多重战役目标。这些动作确实影响到了中国既有的供给路径及安全，并引起了猜想。
同期，美国又容忍欧美对利比亚用兵时科威特等海湾国家对华增量供给原油；2012年对伊朗实施金融制裁时，美国也鼓励沙特卖油给中国，以促使中国抛弃伊朗。甚至，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和副国务卿内格罗朋特2008年访问澳大利亚时，并未把澳大利亚与中国的经济联系当成问题。盖茨相信澳大利亚政府，不会“因为一时的经济关系而将其根本的安全利益置于风险之中”。
纵观美国的国家战略，只要全球有局部性动乱，特别是在能源等资源产地，美国和欧盟就可以有效地转嫁其货币或财政危机，而为获得能源控制权与大国面对面的战争必然要逐渐退居二线。所以，从能源外交的角度看，对于中美，更多的是在相互依赖的、复杂的让渡、制裁，甚至是捣乱等组合阳谋下的国际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