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十二五”期间，中国将步入到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中后程”。值此关键时期，系国之命脉的能源发展，将如何承上启下作出决定性贡献，如何满足工业化过程中能源消费刚性增长的需求，如何积极调整能源结构、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些关键性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迫切期待答案。

“十一五”末期，我国风电装机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国。但成绩背后却难掩风电实际发电量极低的事实。
 
同样，太阳能光伏出口量持续走高的消息难以令人欣喜：两头在外的局面让整个行业付出了极高代价。
 
新能源市场难以开拓的症结何在？“十二五”期间能否实现突破？产业发展需要怎样的政策支持？
 
2011年初，站在“十二五”开局之年的门槛上，《科学时报》记者带着这些问题专访了华北电力大学能源与电力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曾鸣。
 
曾鸣教授是国家能源局“十二五”能源规划重大课题《新兴能源发展基础设施及其配套体系研究》的负责人，该课题由华北电力大学和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联合承担，旨在研究从现在开始到2020年的两个五年期间，我国可再生能源的项目实施、规划目标，投资方向以及相应的政策建议。
 
《科学时报》：我国的可再生能源市场始终没有发展起来，制约其发展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曾鸣：前几天江西省的一个市长告诉我，他们生产的光伏设备90%都出口。这种情况在国内很普遍，我国的光伏产品占领了国际市场，但并没有占领技术的制高点。风电也一样，装机很多，但是并网率和利用率很低。
 
导致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主要问题是新能源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没有跟上，因此没有条件在国内应用。
 
风能和太阳能都是间歇性的，难以被电网接纳，甚至被称为“垃圾电”。虽然都是清洁能源，但是并不好用。这种间歇式的特性和稳定的用户用电如何匹配？这就需要基础设施的建设，其中最重要的是调峰手段。有了调峰设施配套，才能保证并网后的稳定运行。
 
虽然中国的风电资源量很大，但是如果没有调峰设施配套，根本无法并入电网。同时，调峰相关的政策、配套机制、价格、辅助服务要赶紧出台，不然风电、太阳能发电根本发展不起来。今后核电还将大力发展，核电是24小时平稳运行的，发电量同用电需求并不匹配，也需要调峰。
 
可以说，中国的可再生能源未来能否发展起来，关键要看基础设施和配套体系能否跟上；如果调峰不能保证，可再生能源的规划只能是一纸空文。
 
《科学时报》：既然这么重要，调峰的基础设施在“十二五”期间是否会大量建设？
 
曾鸣：调峰的方式很多，如抽水蓄能、火电、燃油和燃气配合等等。火电调峰方便可靠，但是自身就有排放，而且频繁地变功率运行会使得排放更大、效率更低、能耗更高。因此，火电并不是理想的调峰方式。
 
抽水蓄能也是现在主流的成熟的调峰方式，但是受地理条件的限制，而且造价较高。南网公司在南方五省的主要调峰调频手段就是抽水蓄能电站。“十一五”期间我国已经建设了大量的抽水蓄能电站，“十二五”电网的峰谷差会越来越大，抽水蓄能肯定还要大量上。
 
但是现在存在的一大问题是目前我国的电价并不能体现调峰的价值，因此从经济上并不利于调峰设施的发展。例如，抽水蓄能电站是夜里抽水，白天放水，中间会损失一部分电。如果不解决抽水蓄能电站的容量价值问题，抽水蓄能电站只能亏本，只有在电价中有所反映，抽水蓄能电站才能在经济上有效益。
 
《科学时报》：具体在电价上如何调整？
 
曾鸣：我认为应该在电力系统中给出一种价格机制，叫辅助服务价格。
 
抽水蓄能电站在电网中的作用实际是辅助调峰调频，稳定电网电压水平，保证安全运行。这种辅助服务应该作为一种商品，额外给一个价格，而不是根据电站的发电量算钱。
 
这是国际上经过实践证明可行的方法。在国外，辅助服务市场也是可以交易的，有调频市场、备用容量市场、无功补偿市场等等。
 
其他的各种储能调峰方式也一样，都可以通过这种市场手段来解决价格问题。
 
《科学时报》：老百姓最关心的是能否保证用电和电价。“十二五”期间的电价改革会有怎样的新举措？
 
曾鸣：现在有些地区搞了峰谷分时电价、季节性电价、丰水期枯水期电价等等。前段时间还推出了居民阶梯电价，主要为了限制用电。
 
当然，从经济学角度，只有实时电价才是系统经济性最高的，但需要智能表计系统和智能电网的支持，还需要逐步发展。
 
在“十二五”期间，我们准备从需求侧管理的角度在上海试验一个“可中断电价”。具体会选择出一些特定用户，如果他们能在电网紧急的时刻、供不应求的时刻主动让电，就可获得一个电价的折扣，这就是可中断电价。
 
而在北京我们打算推出“尖峰电价”，通过这个电价在用电高峰时抑制一部分用户的用电，调整他们的用电时间和用电量，在夏季用电高峰期考虑采用。
 
这两种方式都是为了应对用电高峰电网供不应求的问题，目前还在研究阶段，主要对象是大型用电单位，不会面向普通居民。
 
实际上，这些方式在国外应用得已经比较普遍了。实践已经证明，从需求侧参与调峰是一种有效的经济手段，比单纯从供应侧增加成本较高的调峰手段更经济合理，系统投入产出效果更好、节能减排效果更好。
 
《科学时报》：国外还有哪些有效的电力改革经验对我国具有借鉴意义？
 
曾鸣：国外有一条很好的改革路线就是节电，而且是从上至下的节约，通过机制体制来促进节约，并且采用市场化的手段。
 
节能的潜力很大，现在我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给予大力度的政策。尤其是对于电力行业来说，国家没有调整政策使电力公司愿意节电，反而需要靠多卖电挣钱。
 
国外是卖电越少，赚钱越多。听起来很离奇，但是我出国考察了几次，终于明白了，他们不把电作为商品，而是作为稀缺资源。因此，在年底财务结算时，售电量少的公司反而会奖励更多的利润。这叫ERA机制——售电收入和电力公司自有赢利脱钩机制。并不是售电多的电力公司赚钱多。
 
这是如何做到的呢？就是通过节电。比如把灯泡从20瓦的白炽灯换成10瓦的节能灯泡。省下来的电费有一部分会奖励给电力公司。因此，电力公司可能比以前卖电还赚钱。他们的原则是花钱买光明，不是买瓦数。
 
这样的话电力公司就会投入很大的精力节电，很多电力公司自己生产节能灯，给用户免费更换。而且政府允许把这些工作的成本纳入电力公司的成本基数，在今后调电价时予以考虑。当然，电力公司必须财务透明公开，向消费者保证是用最低成本供电。
 
这样的激励措施就保证了电力公司有动力节电，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出路。
 
《科学时报》：您认为中国存在能源消费的天花板吗？
 
曾鸣：我国的电力装机已经达到了9.5亿千瓦，这是从100年前有电开始到现在的总装机，但是仅仅最近5年我国就装机了4.3亿千瓦，等于一年增加一个半英国的装机，全世界为之震惊。
 
虽然有人对此沾沾自喜，但我认为这么快的发展是不太理性的，投资太大，五大发电公司的负债率极高，亏损非常严重。而且效率在不断降低，比如风电装机那么多，发电量却很小。这实际上是一种浪费，最后都转嫁到社会上。
 
中国到底有没有能源消耗总量的天花板？我认为绝对有。“十二五”、“十三五”中国靠什么能源支撑经济发展？中国能源的出路何在？我认为已经不能靠装机了，要靠水电、核电和节能，其中节能应排在第一位。以满足经济增长为前提，改变能源增长方式、能源运输和使用方式，高效率、低排放开发和使用电能。
 
《科学时报》：为了实现我国2020年减排40%~45%的目标，是否需要更快的技术进步？
 
曾鸣： 我们曾经做过若干课题，就是倒推在满足2020年减排目标的前提下，各种清洁能源要上多少。目前来看，在气候变化的问题上中国的国际压力很大，如果政府能坚持采取措施，这个目标肯定能实现。
 
但这种研究只是数字游戏，具体怎么实现？谁来操作？效率如何？价格、配套政策、激励机制都在哪里？投资在哪？电网能否稳定运行？这些都是尚待实践解决的问题。
 
其实技术并不是主要问题。比如智能电网在中国的发展非常迅猛，研究课题也很多。国网公司的智能电网规划也已经面世。“十二五”初期已经在国内安排了很多试点和示范，涉及24个省的3万~5万用户，“十二五”的前两年很多项目就能落地。而且我们的技术非常先进，国际领先。
 
我担心的问题还是软的方面。这些设施都安上之后，如果电价没有体现，就没有实用性了。
 
《科学时报》：这些“软”的方面，应该如何加强？
 
曾鸣：配套体系包括价格、政策、投资的补偿、规划等。
 
现在的能源发展缺乏统一规划，也没有统一规划的机制，在新能源和传统能源统一协调规划的问题上，在集中式和分布式能源协调发展的问题上，在高容量大参数远距离的输送和就地自产自供协调的问题上都没有统一规划。
 
比如草原上大量的风电不可能全部上网传输，可以直接在草原上发展微网，而且可以热、电、暖联动，这种独立的微电网如何发展？电网怎么给它配套？
 
现在的风电装机发电小时数很少，如果是私营企业早就倒闭了。但是电网的第一大责任就是稳定运行。我认为不能笼统理解为电网不想收购可再生能源发电，而是没有配套体系，光靠电网公司解决不了问题。
 
配套体系的问题需要国家统一来执行。“十二五”期间，我们应该把这些问题研究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