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离电子材料厂不远的地方，一家名为安逸达先进电解液材料科技的公司，刚刚开始桩基工程。这是陶氏化学与全世界最大的锂电池电解液生产商合作新建的，公司预计明年3月份投产，届时将能年产5000吨锂电池电解液。
同样是在扬子江国际化学工业园内，陶氏化学与埃克森美孚合作的尤尼维讯（张家港）化学有限公司，自去年5月份投产以来，正依托张家港保税区和扬子江国际化学工业园优越的创业环境，日益为它的东家带来更为丰厚的利润。
“自2002年陶氏化学在张家港的第一家工厂投产以来，我们一直在努力实现着‘每18个月新建一家工厂’的宏伟目标。”陶氏化学（张家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陶氏张家港）总经理舒徽兴奋地告诉记者。
通过进一步的采访后，记者发现，陶氏张家港“每18个月新建一家工厂”的背后，暗含了陶氏化学的战略大调整——剥离基础化学品，加快从基础化学品向功能特种化学和高新材料等的转移，实现从以规模取胜的“大化工”，向以科学技术带动的精细化工的转变。
“其实无论是已经投产的尤尼维讯，还是即将投产或正在建设的电子材料、电解液项目，都属于功能特种化学和高新材料的范畴——我们正在加快战略转型。”在过去的几十年中，陶氏正是依托基础化学品中的一些看家产品发展壮大，如今为何它要“忍痛”转型？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跨越发展，很多高难度工艺门槛降低之后，基础化工的竞争就集中在‘规模’效应上。”舒徽表示。因为当时大量工厂所处欧美、基础化学品需求从发达地区挪移至亚洲的两大新情况，使得陶氏化学在这一业务的规模竞争优势不再。
管理学家迈克尔·波特曾说过，在盛行“规模经济”的亚洲，新进入企业必须接受成本劣势的现实。而且，即便不算上“规模经济”，已有厂商也会凭借“经验曲线”、政府政策、最佳原料来源等一系列优势让新进入者难以招架。
“以聚苯乙烯为例，陶氏化学曾是世界产量第一。不过，这类产品受上游产业（能源价格等）影响极大，有时甚至原料价格要高出成品价格。”舒徽告诉记者。而最关键的是，由于传统的基础化学品技术含量低，竞争极为激烈，相对没有“最佳原料来源”优势的陶氏化学，最好的进取之道，便唯有“甩出包袱”。
从2008年开始，公司停止运行了四种基础化学品的生产，20个高成本的企业也相继在2009年一一歇业。其中，就包括陶氏张家港最早的两个工厂：丁苯乳胶工厂和聚苯乙烯工厂。
与此同时，陶氏化学将美国第一大精细化工公司、精于电子材料和涂料的罗门哈斯收归门下，从而向“加速功能产品业务的增长，并在全球的特殊化学品和高新材料领域建立优势地位”迈进了一大步——“整合资源，放大优势”，这是陶氏化学战略转型中遵守的一个规则。
“如果我们不能做得更好，那为什么还要做呢？”这是陶氏化学公司创始人赫伯特·陶的一句名言。舒徽表示，陶氏化学从来到张家港的第一天起，就决定了要把张家港项目做成陶氏最好、中国最好的项目，这是他们一贯坚持的原则。
据介绍，目前，作为陶氏化学中国区最大的生产基地的陶氏张家港，拥有年产4.1万吨的环氧树脂工厂、年产12万吨的世界级醇醚工厂，以及尤尼维讯和电子材料、锂电池电解液两个新建项目。
“我们的目标，是在扬子江国际化学工业园的框架内，建立一个陶氏精细化工工业园，并成为陶氏化学精细化工的全球典范。”舒徽信心满满地表示。
记者感言>>
我们能从陶氏学到什么
追求“零排放”，陶氏化学正试图改变人们对化工厂先入为主的印象。
走进陶氏张家港，满眼的绿色让人一度忘了是身处一家化工厂内。参观过程中让人感慨的不仅是花园式的产业布局、干净整洁的生产装置，还有融入到生产基地每一个角落、每一位员工的安全理念和对各项安全措施的认真执行。
100多年来，这种“追求更好”的坚定信念始终推动着陶氏化学秉承“保护环境与社会经济效益并重”的优良传统，在全球各地孜孜不倦地贯彻并推动环保安全与健康。
“追求更好”的陶氏化学值得我们学的，还不仅仅是它对企业“公民责任”的追求。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特别是2000年以后，多家跨国公司都曾有过战略转型时的阵痛。而像陶氏化学这样的企业，放弃“低端竞争”的同时，通过整合资源，并以每年超过15亿美元研发投入的大手笔，迅速放大自身优势，成功实现“科技带动”。
面对当前日益严峻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谋求转型是许多企业必须要认真思考的话题。然而，简单地“向规模要效益”早已不再是“一招鲜”。相反，“摊大饼”似的发展模式，已让一些规模型企业在“经济低迷时期”背上了沉重的负担。而随着一些高难度工艺的门槛的降低，“规模”的竞争将更为惨烈。
甩掉“包袱”，增加科技含量，向高附加值产业要效益，不失为一种可行的发展之策。陶氏化学从“大”转“精”的战略，值得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