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储能网讯：中央政府向“审批依赖症”发起了更强有力的冲击。上周，国务院常务会议宣布削减前置审批措施，推行投资项目网上核准，这是中央政府“自我革命”的最新政令。截至今年9月，本届政府已经取消和下放600多项行政审批事项，李克强总理称，五年内砍掉1/3审批事项的目标可以提前实现——不过这显然并非结束。

上周发布的政策是政府自我削权的继续。它表明，简政放权、放管结合的改革正在向纵深推进。对于根治“审批依赖症”，堵住利益输送“暗道”的目标而言，接下来的改革才是真正的“硬骨头”。

“审批依赖症”根源于一些行政机关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片面理解和模糊认识。虽然从上个世纪90年代末，中国就已明确政府职能定位包括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更确定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但在一些部门看来，政府最大的作用还是在于干预和调控经济，以实现地方发展目标和个人政绩目标，由此，对市场主体的准入、经营等环节设立一系列审批条件成为最直接的管理手段。这一方面导致了政府在相关领域的越位和错位，进而给一些官员暗箱操作和利益输送提供了机会；另一方面，以审批代替监管，也使得政府在事中事后的监管失位成为常态。

早在去年的国务院机构职能转变动员电视电话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就提出，目前，中国市场经济秩序还很不规范，如果不能有效解决，必然伤害整个经济健康发展，所以，简政放权绝不是一放了之，在放权的同时必须加强市场监管；“放和管是两个轮子，只有两个轮子都做圆了，车才能跑起来。”

可以认为，“宽进严管”是李克强对“审批依赖症”开出的药方。“宽进”和“严管”是一枚硬币的两面。通过简政放权，最大限度减少对投资项目的审批，同步减少、规范投资项目的前置审批，实施“宽进”，法无禁止皆可为，有利于激发市场主体创造活力，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这已经在此前几批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中见到了成效。比如今年一季度有些地方率先试行工商登记改革，取消前置审批，新登记注册企业增幅高达40-50%，其中多数为中小微企业。

管住闲不住的审批之手，不意味着政府无所作为。通过事中事后监管，借助各种现代技术条件以及信息披露、企业信用平台以及“黑名单”等制度规范，对妨碍和破坏市场经济秩序和规则，尤其是损害公众生命健康的各种违法违规行为实施“严管”，让违法违规者付出承受不起的代价，政府不能缺位。这就是李克强所说的“法定责任必须为”。

客观地看，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要比事前审批难得多，工作方式也不一样。相当一部分政府部门在这方面办法不多、经验也不足。而且，很多时候企业的创新往往走在政府监管的前面，对于中国这样的转型经济体更是如此，这样一来，监管错位或者规制过头的现象就比较容易发生，一些创新的火花也许就此熄灭。如何拿捏好这个度，既当好规则的裁判员，也当好创新的守护者，对政府部门是很大的考验。

现实地看，监管能力的提升有赖于监管者责权的清晰，这需要各级政府在准确把握政府和市场、社会关系前提下，以法律法规为基本框架，拿出各自的“责任清单”。这份清单不仅是对责任的描述，也是对权力的限制。对很多政府官员来说，这的确是需要触及灵魂的改变。也正因为如此，让改变发生，堵住公权滥用的“暗道”，根治“审批依赖症”，这一届政府要做的事情还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