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莫莉
在《巴黎协定》签署多年来，全球气候谈判前景仍然艰难。2015年达成的《巴黎协定》以及后续通过的实施细则极大地推动了全球气候治理进程，呼吁世界各国尽早实现碳达峰。截至目前，全球2021年至2030年全球减排承诺尚未达成，因此，第26届格拉斯哥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备受关注。由于新冠疫情原因，本次气候变化大会推迟一年至2021年11月1日至12日举行。
全球减排目标达成仍存障碍
相对于去年，今年有利于COP26气候大会的因素是，美国大选已经尘埃落定，美国对《巴黎协定》的态度出现逆转。2019年11月4日，美国向联合国正式提交了退出《巴黎协定》的通知。根据协定规定，退出将于通知书送达后一年生效。2020年11月4日，美国正式退出了《巴黎协定》。在去年拜登赢得美国总统大选之后，2021年2月19日，美国正式重新加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说，《巴黎协定》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全球行动框架”。该协定有助于避免灾难性的地球变暖，并在全球范围增强应对气候变化影响的能力。
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20年排放差距报告》，要实现2度目标，到2030年，年排放量须比当前的无条件国家自主贡献低15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要实现1.5度目标，年排放量需要比当前的无条件国家自主贡献低32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气候变化对全球人类和生态系统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带来的气候风险日益加剧，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各界纷纷采取行动，通过气候变化国际谈判，达成多个代表性的国际公约，并形成各自的国际承诺。
基于推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2020年9月，中国即宣布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这反映了《巴黎协定》“最大力度”的要求，体现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最大决心。近年来，中国积极节能减排、不断自我加压，以更切实有效的行动，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3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要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拿出抓铁有痕的劲头，如期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的目标。
然而，当前国际上在分配减排责任上存在分歧。以欧盟为首国家认为，为了控制升温在2度以内，计算出全球剩下的排放空间，然后根据各国不同的责任和能力进行分配。但是这种方法最大的缺陷是没有各国都认可的公平的分配标准，争议焦点在于主要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大国如何承担自上而下的减排义务。以美国为首的“伞形集团”国家则认为应当通过自下而上的模式，由各国根据各自国情和能力，自愿提出减排目标，并通过国际层面的测量、报告与核实机制确保透明度，但是这种方式没有办法给世人保障未来能有一个安全气候环境。即使《巴黎协定》中所有无条件国家自主贡献承诺都得到充分落实，全球气温升幅在本世纪末也有可能达到甚至超过3.2度。
发展中国家认为，发达国家应当按照自上而下的模式，根据其历史责任和科学要求分担减排义务，而发展中国家自下而上地自愿参与减排。在经历了《京都议定书》“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与《巴黎协定》的全员参与后，未来排放责任分担的不确定性有所加强。有专家表示，总体而言，美欧会更倾向于排放量分配方案，如基数方案和平等方案，而发展中国家会更倾向于能力方案和责任方案等减排量分配方案。气候谈判之路漫长，欧美国家很可能开启新一轮有关气候变化责任的“甩锅”潮。
“一带一路”倡议将助力发展中国家低碳转型
气候变化不仅会给全球经济带来巨大影响，也将各国央行带入未知领域。国际清算银行（BIS）在瑞士巴塞尔发布的报告显示，气候变化可能是未来10年各国央行压倒一切的工作主题。对比而言，2008年由次贷危机引爆的全球金融危机仍让全球金融监管者心有余悸，但气候风险蕴含的金融风险更不容忽视。举例来说，如若海平面上升和沿海洪水一旦暴发，这不仅会造成相关国家房地产危机，更可能会导致相关居民无处居住且农业大幅受损。由国际货币金融机构官方论坛（OMFIF）和国际审计和咨询公司玛泽（Mazars）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70%的国家央行和监管机构将气候变化视为对金融稳定的“重大威胁”；未来压力测试中加入气候因素的可能性将大幅增加；但各国央行在行动责任归属问题上存在分歧。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减缓和适应行动中，气候投融资需求巨大。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预测，到2030年需要每年投入6.9万亿美元才能实现气候和发展目标。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发达国家缔约方应提供财政资源，协助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实现低碳转型。事实上，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已经开展了大量支持发展中国家低碳转型的行动。例如，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可再生能源投资，以帮助这些国家和地区实现经济转型；并且以清洁、安全的方式推动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为这些国家和地区建造全新的城市能源体系和交通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