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储能网讯：当前推动乡村能源结构向绿色低碳转型，成为减污降碳、生态保护、经济发展与乡村全面振兴的核心挑战。

中国乡村承载约5亿人口，以全球9%的耕地保障粮食安全，其发展关系生态与民生。随着农业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乡村地区的清洁能源推广与应用已成为推动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环节。

由中国农业大学生物质能科学与技术国际联合研究中心和农业农村部可再生能源清洁化利用技术重点实验室联合编写的《中国乡村能源转型与低碳发展路径观察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乡村地区散煤取暖与生产供热占比突出，年民用散煤消耗约1.5亿—1.7亿吨，主要集中在华北、汾渭平原及东北地区。尽管散煤仅占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2.9%，但其低效燃烧释放的PM2.5成为乡村地区空气污染的主要源头，与“双碳”目标相悖。当前推动乡村能源结构向绿色低碳转型，成为减污降碳、生态保护、经济发展与乡村全面振兴的核心挑战。

低碳村庄不断涌现

近年来，国家政策将能源整合纳入“双碳”目标及乡村全面振兴核心框架。从《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汾渭平原2022—2023年秋季天气污染综合治理实施方案》到“千家万户沐光行动”“千乡万村驭风行动”等可再生能源政策加速落地，国家能源局等四部门联合启动“农村能源革命试点县建设”，计划至2025年建成一批可再生能源占比超30%、增量占比超60%的试点县，都在通过挖掘乡村风光、太阳能、生物质能等资源潜力，延伸产业链并带动经济升级。

此外，“十四五”可再生能源规划明确支持分布式光伏、生物质热电联产等项目，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资金保障，推动“零碳计划”落地。今年4月，农业农村部依托西部平原县科技园将29个村纳入全球环境基金首批“中国零碳计划促进项目”试点名单。在政策不断护航下，越来越多的“低碳村庄”涌现。乡村能源转型尝试通过立足资源禀赋，构建“多能互补”模式和差异化发展路径，西北地区聚焦“风光储一体化+生态治理”模式，东部沿海县域则探索“海洋能源+产业融合”。

“自2021年9月山东省实施‘百乡千村’绿色能源发展行动方案以来，该省乡村人均年用电量由原本的434.8千瓦时提高至2022年的559.5千瓦时。同时，清洁能源占比不断提高。”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周宇光在解读《报告》时用一组数据印证了乡村能源转型的阶段成效。

“比如，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建成了亚洲单体容量最大的渔光互补项目，年发电量超8亿千瓦时，配套发展绿氢储能与海产养殖，推动传统渔业向低碳产业链升级。”周宇光说。

陕西省渭南市澄城县建成30万千瓦分布式光伏矩阵，同步实施节水灌溉工程，实现年减排二氧化碳26万吨的同时提升农田产出效率。“当地通过屋顶光伏实现花椒烘烤电气化，年发电量达1.6万千瓦时，不仅满足了花椒烘烤的用电需求，还为村民带来增收。”周宇光说，“此外，权家河村光伏电站年发电2415万千瓦时，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02万吨，为村集体带来每年5万元的增收，村民通过光伏年增收3000元，彻底告别烧煤。”

“新”图景挑战仍存

仇永祥是常州户用光伏的积极使用者，分布式光伏给他带来了实打实的收益。“我家屋顶有一个25千瓦的小电站，日发电量每天80—100度，一个月的发电量2500—3000度，每个月收益大约在2000元左右，这对于我们这样的普通家庭来说，是一笔不错的收入了。”

在仇永祥的带动下，更多的村民也积极选用户用光伏，让乡村能源转型从“要我转”向“我要转”不断转变。

在中国农村能源行业协会民用清洁炉具专委会秘书长任彦波看来，“要我转”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要求。“如果在过程中村民对政策不够了解，对花这笔钱存在疑虑，‘要我转’就很难继续推动。如果让村民自己感觉到政策对自己有利，有了收益才有奔头，那么自然就会主动要求‘我要转’。”

中国能源研究会能源与环境专委会秘书长王卫权也表示，乡村能源的发展一定要普惠，要给农民收益。“但能否有收益，除了技术问题之外，最重要就是经济性问题。”

目前，乡村清洁用能存在经济性不足的问题。这背后有政策疏导和落地的原因，也有技术适配性的问题，都是乡村能源转型中面临的挑战。

2023年底，SEE基金会与能源基金会共同开展“乡村能源转型与低碳发展项目”，经调研发现，目前我国乡村能源消费结构相对单一，尽管近年来清洁能源消费占比有所提升，但受资源禀赋影响，部分乡村取暖、炊事仍以煤炭为主，散烧煤问题突出。

“我们调研发现，尽管乡村清洁能源占比提升至73.4%，但基础设施滞后、补贴政策不稳定、居民认知不足等问题制约转型进程。比如在山东某地，76.47%的农户仍使用散煤，65%的受访者对能源转型政策缺乏了解，部分太阳能设备因维护不足遭弃用。”周宇光说。

“乡村地区拥有丰富的生物质资源，如秸秆、畜禽粪便等，但大多数尚未形成完善的生物质能利用模式，开发利用效率较低。此外，乡村新能源装机容量不足，可再生能源利用率不高，且由于居民分布分散，难以形成多能互补的能源供应模式，导致能源综合利用效率较低。”周宇光补充说。

“早期国家政策推动农村利用当地自然资源发展能源，以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但随着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变化，政策稍滞后于经济和产业结构调整，导致一些项目难以持续。就比如许多可再生能源技术已成熟，但政策调整不及时，阻碍了产业发展。”在中国沼气学会秘书长李景明看来，政策的不稳定性导致乡村能源政策存在“急刹车”现象，给产业投入和社会资本带来风险。

李景明认为，政策支持的可持续性有待加强，如一些补贴政策不稳定、标准不一，且随着时间推移补贴逐渐递减，可能导致设备闲置。

《报告》指出，目前部分清洁能源技术在乡村地区的应用场景有限，或存在稳定性、可靠性等问题，能源消费结构有待优化和能源资源利用率低下的问题亟待解决。

探索绿能使用破局之路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未来无论是乡村清洁取暖还是乡村生产用能，都应当秉持“坚持、普惠、主动、有个性”的目标，借鉴可行案例，探索具有地方特色的实施方案。

《报告》建议，未来要从顶层设计层面强化乡村清洁能源转型的政策延续性和长效机制，制定“十五五”可再生能源专项规划，系统布局适配农村需求的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强化财政补贴、绿色信贷、碳减排收益等多元化资金支持机制，建立动态监测预警平台，对返煤风险区域实施精准干预。

任彦波认为，可以设立专项扶持计划，鼓励研发智能化低排放的生物质炉具等清洁能源设备，推动技术成果的转化与应用。加大对乡村适用清洁能源技术研发的投入，如地热能高效回灌、智能微电网等前沿技术，构建清洁能源转型的核心驱动力。

周宇光表示，还可以构建乡村能源数据监测网络，建立“县—乡—村”三级能源数据直报体系，实时监测清洁能源替代率、居民用能成本等核心数据，形成覆盖能源生产、输配、消费的全链条数据池。这既为乡村能源转型决策提供精准依据，也便于总结乡村能源转型的实际进展与效果，总结推广成功经验。

多位参与推广乡村清洁用能的基层干部和用户都表示，应当强化宣传引导与能力建设，通过多种宣传渠道和形式，普及清洁能源的经济性、环保性及政策补贴信息，引导村民从“被动接受”向“主动参与”转变。同时，持续开展乡村能源技术创新报道，助力技术突破与产业升级。

“更重要的是要鼓励采用‘能源+产业’融合模式，通过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带动乡村能源转型，提升农户参与度和收益。此外，创新金融产品与服务，如设立农村能源转型风险补偿基金、推广应收账款质押等融资产品，为乡村清洁能源项目提供多元化的资金保障。”《报告》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