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巨头交战

直至2008年，第一个CCA——马林郡清洁能源（Marin Clean Energy，MCE）由马林郡能源委员会（Marin Energy Authority，简称MEA）在旧金山市约40分钟车程的马林郡（Marin County）成立。

 

2008年，MCE上报CPUC登记，并提交了《执行规划》。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MCE2008年就开始运营，这才仅仅拉开了与公用事业公司三年“交战”的大幕。

直至2010年，MCE才开始正式运营。2008年第一个CCA开始筹建，至今CPUC记录在案的仅有5个，已经投入运作的有3个——从数量上不难看出，这是一条荆棘之路。

马林郡下辖多个市，各个市在市内决议是否加入MCE，如果加入则全市打包加入，当地市政府推选一位负责人进入MEA理事会，参与MCE日常决策，包括筹建新能源项目、设定供电费率等等。

MCE一旦投入运行，将代表马林郡地域范围内所有市的用户参与批发市场买电，和其他供电商一样参与CAISO市场，接受CAISO调度，马林郡位于PG＆E服务区内，需要PG＆E提供输配电服务，MCE向PG＆E缴纳输配电费。

一开始，“三大”对于这潜在的竞争者是百般抵触的，MCE作为第一个CCA，在与“三大”的“交战”中可谓首当其冲。

根据当地人介绍，公用事业公司在当地花费了数百万，投放广告、发送邮件甚至直接打电话给用户，列出了CCA的种种缺陷、风险和潜在不可靠性，苦口婆心劝告用户退出CCA项目。“这些风险和问题是无中生有的，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有”，MCE目前的项目负责人之一Justin Kudo愤然说道。

很多寄送给用户的邮件中有这样的字句：让用户远离CCA——“Pull the Plug on a Government-run Energy Bureaucracy”，警告用户“你们很有可能断电”——“Don’t Be left in the Dark”（如图3所示），甚至还绘声绘色地介绍，“有用户评论，如果你们信任这些所谓的专家和政治家是独立的，这种信任的风险我们可是无法承担”。

 

公用事业公司还曾把写着“你应当退出CCA（You should Opt Out）”的牌子直接竖到了居民的院子里（如图4所示），造成民众一定程度的疑惑和对CCA的反感。

 

据一位CCA负责人介绍，PG&E在其服务范围内曾投入了4000多万美元用以阻挠CCA发展。有CCA相关人士提及，在2010年以后，CCA仍需面临公用事业公司当初“广告炸弹”残余的不良影响，甚至在其广告、宣传册中还能多多少少见到关于CCA并不积极的说法。

MCE的Justin Kudo就表示，“可能PG&E现在不会再向别人提及这些事，甚至很多PG&E的员工也不清楚PG&E为了阻挠CCA发展曾采取了这么多途径，但这是一段抹不去的历史”。

这样的说法也得到了现有的其他CCA的印证，提到MCE，旧金山市正在筹建的CCA（Clean Power SF）、Lancaster的CCA项目（LCCA）、Sonoma的CCA项目相关人员也都提及，当年MCE与公用事业公司的抗衡非常艰难。

“当时没有成功的CCA模式，加之公用事业公司采用多种形式反对CCA，这就导致社会不相信CCA，认为其存在风险”，SFPUC的Barbara Hale说道，“我们尚未开始推广我们的CCA，PG&E在当时已经开始大规模反对CCA”。

比起公用事业公司，CCA的确有其薄弱之处，既没有天然的技术优势，也没有足够的财力优势。

相反，“三大”在加州举足轻重，不仅在能源行业里数一数二，对于游说政客各有一套，影响力也非常大。此外，“三大”坐拥加州绝大部分的输电网、配电网，掌管着绝大多数用户的供电服务，甚至可以左右州长的选择。2003年至2005年期间，还是CPUC对CCA召开听证会、准备出台政策的阶段，“三大”就数度联合发声，表达疑虑。在2010年，“三大”还试图推动立法会通过一项法律条文——Proposition 16，要求立法机构通过一项条款，要求各地只有在所有公众的2/3投票通过CCA筹建项目了，当地政府才能筹建项目。

就此，记者曾向多个CCA的相关负责人询问，纷纷表示“2/3不可能”，MCE的Justin Kudo就表示，“在美国有2/3的支持率是很难达到的。如果公用事业公司斥巨资用各种途径改变公众意愿，公众支持率根本不可能达到2/3”。

这也就意味着，当时“三大”极力推动这一个法律条文，想将CCA扼杀于萌芽之中。

“三大”过于强大以至于有相当的政治影响力，这也让很多地方政府愿意一搏。在San Bruno，公用事业公司的一个燃气电厂曾发生过爆炸，引起了公众极大不满，当地民众就比较支持政府成立CCA。“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也是一种政治诉求，这之后才可能是电力清洁化、更多选择这种需求”，Steven Moss提到。

当然，后来立法机构最终没有通过“三大”力推的这项条文。

双方互搏对各方而言都是损耗，政策出台5年，一个成型的CCA都没有，CCA苦不堪言，没有空间发展不起来；原有巨头则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去周旋；政府政策推行不下去，左右为难。

2010年大转折

原有巨头对新进入者的抵触在各个电力市场都有，最终的“救场者”往往是更高一级政府。

2008年到2010年，MCE和PG&E正在“酣战”之中，质疑声也越来越多。有人就提出，公用事业公司砸巨款去反对CCA，但这些钱都是投资者的钱或间接来说是所有用户的钱，而这部分钱的来源则是“费率”。PG&E的收入来自于输电费和配电费，PG&E需要根据公司实际情况上报需要回收的成本和合理收益，所需成本高了，次年或者之后两年的费率也会调整，一旦通过了监管部门审核，也就意味着用户要付出的就会增多。

也就是说，公用事业公司把阻挠CCA的高额广告费、公关费最终还是转嫁到了用户身上。

AB117要求CPUC推动CCA发展，但五年过去CCA仍未有起色，CPUC“坐不住了”。

在2010年4月至5月间，CPUC向“三大”连发5个“声明”，措辞严厉地告知“三大”不得阻挠CCA发展。

第一份于2010年4月8日发出，提出了几项用户普及相关条款：

（1）修改CCA准则，确保在CCA自己启动退出程序之前公用事业公司不得启动准许用户推出CCA的程序，关于所有的费率、条款和条件CCA有优先解释权，公用事业公司不得越线；

（2）公用事业公司不许因对方是CCA而拒绝卖电给对方；

（3）公用事业公司不得以提供好处、额外服务或任何项目的方式去游说地方政府不启动CCA。

在2010年5月3日，CPUC发出通知，直接点名PG＆E的阻挠行为，令其立马停止。

5月12日，CPUC执行董事Paul Clanon向PGE监管事务副主席Brian Cherry发出了公开信，信中措辞可谓非常严厉，开头三段如下：

“3号我给你发了邮件，告知你们PG＆E近期针对马林郡的行为违背了CPUC发展CCA的规则和章程，当时我要求PG＆E及时制止此类行为。还特别提出，PG＆E不应再向用户发邮件附带CCA退出机制链接，这种邮件引发了用户不必要的困惑，违背了法律要求PG＆E与CCA全面合作的要求。

你6号给我回信说，PG＆E正在着手准备采取行动。

但是，据我所知，5月4日之后，PG＆E还向MCA范围内的所有用户发送了邮件，这与我3号发给你们要求你们做的截然相反。”

在接下来的内容里，Paul Clanon引据AB117，警告PG&E，如果再进一步阻挠CCA就是违背CPUC监管要求，必将面临罚款，责令PG＆E当即全面整改，且不得以任何形式提高用户费率。

20号的声明中，CPUC更进一步，提出，如果公用事业公司通过不正确的、误导性的营销或广告手段阻挠CCA发展，CPUC一旦接受到此类投诉，将可能对CPUC进行罚款或暂时性限制。禁止公用事业公司提供CCA自身以外的用户退出机制。

CPUC主席Michael R. Peevey提到，“我们在AB117基础上补充修改了决议（2005年的第二阶段版），马林郡今年年初已经启动CCA，我们就PG＆E以有攻击性的营销手段挽留用户的行为对PG＆E发出通知，现在毋庸置疑的是，PG＆E如果再有进一步的消极阻挠行为，PG＆E将面临罚款。”

各个通知的抬头均是“三大”。

由此，在自己服务范围内已经有CCA启动的PG＆E、自己服务范围内尚无CCA项目启动的SCE和SDG＆E，都一下子摸清楚了监管者的红线。

各大公用事业公司偃旗息鼓。

马林郡的MCE经过与公用事业公司的三年“缠斗”，2010年，正式开始为用户提供服务。

2010年成为了加州CCA发展的转折点，同年，旧金山的公用事业委员会（SFPUC）注册了自己的CCA——CleanPower S.F.；2013年，索诺玛郡（Sonoma）注册了自己的CCA——Sonoma Clean Power Authority（SCP）；2014年兰开斯特市（Lancaster）的CCA——Lancaster Community Choice Aggregation（LCCA）执行方案通过CPUC认证。

SFPUC的Barbara Hale提到，Marin所经历的磨难到了2010年后已经几乎不复存在，后续各个CCA的发展都顺利得多。LCCA、Sonoma CCA也都表示，得益于2010年政府重新发力，CCA发展所面临的外部阻力大大减少。

“当时MCE的起步非常之艰难，我个人认为很大程度上是受PG&E阻挠的影响。MCE发展几年之后，PG&E的立场已经非常中立，这也是PG&E作为一个大型公用事业公司的明智之处”，Justin Kudo表示。

但经过与PG&E数年“交战”，MCE也为CCA闯出了“名声”，人们对于CCA的认知也在慢慢提高，有MCE这一个成功样本在，其他郡/市无论从普及公众还是代购电具体操作，都容易了许多。对于MCE，CPUC和其他各个CCA项目负责人、参与者都认可其是加州目前最为成熟的CCA。

CPUC在CCA上的支持和相对宽泛的监管，也让监管者和地方政府筹建的CCA之间有了很好的磨合。

“对于提交来的方案，我们也会提出疑问和依据已有CCA去提供一些参考、建议。有的地方政府会把《执行规划》草稿发给我看，然后我也会给出我们的建议，改动之后他们会再发来完整的《执行规划》”，CPUC的William Maguire提到。

也是在2010年，经过数年设计的加州现货市场重新启动。

2012年，SB 790出台，详细规定了公用事业公司与CCA之间应当如何协作，被认为是十年前AB117的补充。

加州电力市场经过十年重建，全面复苏。

创业难守业更难

2010年以后，各种明显的障碍可以说已经成为过去式，成立CCA的初始“创业”难度大大降低，但这并不意味着后续运营就一切顺利。

CCA的两大出发点和竞争力分别是较低费率和发展地方可再生能源。

在费率问题上，CCA面临限制——在有限的舞台上却承担着更大的责任。

CCA直接参与批发市场，而且不以盈利为目的，费率会比公用事业公司的费率低得多，这也是CCA吸引用户的最大卖点。然而，可再生能源成本高、居民用户占比大等原因大大压缩了边际利润，还有一项负担——“违约费”（Departing Charge）也大大削弱了CCA的竞争力，缩减了CCA可作为的空间。

何为“违约费”？

原有公用事业公司和用户签订的都是长期合同——有的甚至长达25年，加州的“三大”公用事业公司划区而治，用户在谁的地域上一般就会从一而终地用哪一家的供电服务，长期合同一方面是保证供电，另一方面也是公用事业公司避免用户流失。横空出来了CCA，法律还规定一旦当地政府决定成立CCA，所有的用户都自动划转到CCA名下，在过了CCA公示期的后续运营期中，用户可以选择退出CCA，重新回到公用事业公司。但“用户通常对公用事业服务不敏感，通常会选择默认服务”，正如CPUC的William Maguire所言。也正如目前MCE和LCCA发生的，选择离开CCA的用户比例大约在10%-15%——大多数人还是选择“不动”。

这对于公用事业公司就意味着损失——用户流失，负荷基数变小，各项费率要相乘的“量”缩水，未来收入将会减少。

当时的AB117和CPUC的决议，都提出要保证公用事业公司的财务完整性，公用事业公司由此便要求用户需提交“违约费”。公用事业公司有理有据：原有的长期合同给无端破坏了，每个人都要交违约费。

“MCE成立以来，我们对费率就有一个追踪和比较，一直以来都是比PG＆E（的费率）要低，居民用户低1%-3%，工商业用户低3%-7%”。Justin Kudo介绍，“如果没有‘违约费’，居民用户的费率可能比公用事业公司的费率低10%-15%”。

“低”的幅度被人为拉小了，对于CCA而言，“很难受”。

一方面CCA的竞争性被削弱，另一方面，如果不用交违约费，CCA其实可以有更大的空间去为地方谋福祉——把钱用来发展当地可再生能源、扶持低收入用户等。

“违约费”要一直交到用户们的合同到期——只能说公用事业公司这一招非常“稳准狠”，CCA也只能无奈。但这一点也引发了多个CCA以及地方政府的不满，他们痛斥“加州或许是美国唯一一个允许公用事业公司收违约费的州”。

发展当地可再生能源的初衷，实现过程也较为“曲折”。

以发展当地可再生能源为最初目标之一，CCA在实际运行中推动当地可再生能源发展可谓不遗余力，对于地方可再生能源推动的确有作用。以MCE为例，现在CCA每年都会有一个“Open Season Procurement”，这是一个开放的“竞标期”，可再生能源投资商向CCA兜售自己的项目。通过自行设定Feed in-Tariff或采取其他政府鼓励措施，MCE出面和可再生能源投资商签订合同，鼓励可再生能源投资商在当地建设可再生能源项目。William Maguire介绍，MCE目前有两类供电合同，一类是普通清洁能源服务（Light Green），另一类是深度清洁能源服务（Deep Green），后者是电源来源为百分百的可再生能源。多数会默认选择前者，也有相当数量的环保支持者会选择后者。

但是，本地可再生能源发展也遇到了诸多瓶颈，艰难前行。Justin Kudo提出，“太大的项目Marin不适合，太远的项目成本过高。CCA未来还是要自己本土或周边想办法筹建规模适中的可再生能源项目”。要求高也就意味需要更多的投入。

受限于地理条件和投资环境限制，CCA的当地自发电量还是非常有限，绝大部分电还是要靠批发市场买过来。这对于发展当地可再生能源的目标就是大打折扣。

Steven Moss提到旧金山市的CCA时说道，Clean Power SF与壳牌能源签订了购电合同，但壳牌有的是“可再生能源凭证”，而非真正的可再生能源。“可再生能源凭证”是政府补贴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一种形式，同时也是推动全面达到更高可再生能源目标的途径，发电商如果自己的发电来源不够“清洁”，可以向其他可再生能源发电商购买一定的容量，获取可再生能源凭证。环保团体出身的Steven Moss对此耿耿于怀，“这种（买凭证的行为）不是真正的可再生能源”。

另外，还有数据难题。

除了旧金山的Clean Power SF ，其他CCA都完全没有配网资产，配电服务、读表、计量都需要依赖当地公用事业公司。

“但是得到同样的回复、同等质量的服务、同样的工具、同样的数据，对于CCA而言，很难。”Justin Kudo表示，“为了得到准确的数据、同等质量的服务，我们也得去争。因此我们需要接触CPUC，以确保PG&E为我们提供合理的数据”。

加州公用事业公司不通过买电卖电的差价是受到监管的，输配费率皆受到严格审批，也就是说，公用事业公司赚多少钱的“率”是已经全方面“锁定”的，量越多则意味着收入总额越大；此外，用户流失之后，间接影响到次年的成本核定，用以计算各项“率”的基数也会受到影响。大量用户成批划转到CCA，对于公用事业公司而言相当于用户流失和损失，因此，如Justin Kudo所言，公用事业公司可能在负荷量数据上做文章。

Sonoma郡的CCAP筹建人之一、Sonoma郡水利部门首席工程师Cordel Stillman也提到，“公用事业公司替我们发账单，他们就曾在账单中制造一些混乱，比如发两次账单”。

拿不到正确的数据和账单，一方面CCA没办法做负荷预测等基于数据的测算，CCA要向CAISO上报负荷预测、发电预测以及实际负荷量、实际发电量、实际购电量，如果预测和实际相差太大，还得承担相关罚金。

另一方面对会导致居民不信任CCA，不利于长远发展。

 

大船转向

2010年CCA迎来了机遇，但目前发展起来的CCA仍是寥寥可数——马林郡的MCE、索诺玛郡的SCP、兰开斯特市的LCCA、旧金山的Clean Power SF、圣华金河谷的SJVPA （San Joaquin Valley Power Authority）。在运行的仅有前3个。

经历过停电危机大起大落的“三大”，“围攻”CCA似乎已经成为了一个翻过去的小章节——

PG&E的Fiona Chan 提到，PG&E目前对CCA项目是相当支持的。SCE的Robert Laffoon-Villegas也提到，SCE会按照立法机构和CPUC的要求，向CCA提供服务，在CCA问题上保持中立。从“三大”的网站中也都可以找到关于CCA的链接，详细介绍CCA为何物，如果当地成立CCA了，居民用户会面临哪些变化。SFPUC能源事业部副总经理Barbara Hale也提到，目前为止我在我们这个项目上没有发现有公用事业公司的任何反对。

大数据应用、能效项目、储能、可再生能源发展已经是“三大”眼下更为侧重的重点。硅谷成千上百的数据创业公司，正用“三大”大规模的智能仪表数据开拓着新的疆土，书写能源互联网的新篇章。

加州整体的售电侧开放也在更进一步。今年4月，加州通过了SB286（Senate Bill 286），打算进一步去除DA（Direct Access，在1998年加州以此形式全面开放售电侧）负荷量限制，允许更多工商业用户可以自由选择售电商作为供电商。

曾经的直购电有重启的迹象，而且CCA已经突出重围，但能否在“三大”盘根错节的加州土地上掀起售电侧开放的浪潮，售电侧开放大起大落的加州还会不会有售电侧全面竞争的局面，还需时间去印证。

然而，加州目前正奔着可再生能源的更高目标而去，电力批发市场早已井然有序，这也可以看出，全面竞争未必是唯一样本，市场化竞争不是电力市场建设的目的，而只是途径，“惨烈”失败后的重新尝试也会重新培育出茁壮健康的市场。（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