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德创立之初，无锡政府说服当地国企出资入股（施正荣主要以专利入股）；尚德壮大起来需要上市，政府又要求国企退出，让尚德成为“企业家的企业”，也造就了一个澳大利亚国籍的“中国首富”。从越来越多披露出来的情况看，近年施正荣的一大兴趣转向利用对尚德的控制权，利用利益输送，谋求“家族利益的最大化”，而不是“全体股东利益的最大化”，更遑论“利益相关者总体利益的最大化”。（参看本报昨日A2《尚德信任危机》一文）
追逐“控制权回报”，漠视股东整体利益和债权人权益，是公司治理中常见的败德行为，不足为奇。但像施正荣这样，宁可尚德死，一毛也不拔（不愿以个人资产做担保，换取债权银行对尚德救助），其自私狭隘委实让人费解。笔者相信他是个“经济人”，一毛不拔的原因是理性的，因为尚德窟窿太大了，子子孙孙都填不上，只能摆出“尚德与我个人何干”的死硬姿态。
施正荣何以造出如此大的窟窿？除了市场客观原因和自身素质原因，还有一个要因，就是各级政府对他的支持过于慷慨，成为他急速扩张的诱致因素。从土地到资金到补贴，还有各种荣誉和减免退税政策（尚德过去5年出口退税接近百亿元），所享待遇非常巨大。
政府不是白慷慨，也不是官商勾结，只是寄望尚德不断做大，成为旗帜，创造更大GDP。施正荣善解人意，借势而行，不惜“水分式扩张”也要越做越大，唯此才能得到更多政府优惠和补贴，并收“大到不能倒”之效。
依笔者的观察，近年很多盛极而乱的产业如乳业、光伏、白酒等等，在企业拼命上规模、萝卜快了不洗泥的背后，都有政府政绩指标的驱动。企业往往被催大，政府无奈吞苦果。
要走出“施正荣式悲剧”，政府要转变职能，从微观干预转到营造法治化的“三公”环境。官员要少发对某某企业如何支持的“善心”，要看护好纳税人的“钱袋子”；企业也要本分经营，少受政府补贴一类的福利诱惑，按客观规律办事方能长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