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农历新年到来之前，浙江长兴县乡民陷入亢奋中。县里两家万人以上规模的企业，天能和超威公司，重奖员工汽车的消息在县城不胫而走：数十名一线销售员工获年终大奖——每人一辆崭新的五菱之光牌小面的。
不过，在这个富庶的县城里，这个消息带来的振奋不会持续太久。以储能用铅酸蓄电池为主产业的浙江北部小县长兴，每年至少诞生50位百万富翁。靠生产电池发家的这两家上市公司的老板，年销售额近150亿元。“钱多得十几辈子也花不完。”长兴当地人叹称。
长兴产的蓄电池占大陆市场份额一半以上，不只占据竞争的制高点，还拥有市场的定价权。绝对的产能和技术优势，给了长兴“中国铅酸蓄电池之都”的称号。不过，欣喜之余，忧虑接踵而至。
2011年1月6日上午，安徽省怀宁县对高河镇新山社区儿童集体血铅超标事件发布最新通报，初步认定与新山社区仅一条马路之隔的博瑞电源有限公司所产生的铅污染为此次事件肇事主源。
博瑞公司，是大批长兴老板在外地开办的电池企业之一。
在铅酸电池的生产过程中，不可避免产生大量含铅的烟尘，血铅工厂由此而生。当年，长兴同样深受铅污染之害。在2004年之后的环保高压政策下，长兴严格控制污染源，本地血铅污染已有明显减轻。然而，那些被环保政策“挤出”长兴的企业，最终在大陆近几年的产业转移中，落户周边的中西部省份，成为当地的“招商引资成果”。它们在迅速拉升了当地GDP的同时，亦将铅污染的阴影投向了更多内地人群。
去年一年，大陆地区公开报道铅中毒群体事件约十来起，半数以上的污染源集中在铅酸蓄电池行业。
中国铅酸蓄电池之都
早在去年10月，长兴的电池航母企业超威电池已被大陆媒体穷追猛打。总部在上海的一家财经媒体派出强大的阵容，远赴超威公司在山东和安徽的分公司驻地，就民众反映的环境污染问题进行连续追踪报道。
这一切，让长兴有恍如隔梦的感觉。6年前的长兴，面对同样的情形：孩童的啼哭声、民众如潮的骂声，绞缠着大陆舆论“一边倒”的斥责，令长兴官员如芒在背。同样一幕，今天发生在远在千里外的苏北和皖西地区。
这样的相似，并非偶然。
长兴县地处浙苏皖3省交界处，辖16个乡镇，有62万人口。因境内丘陵多为优质石灰岩，是浙江乃至长三角地区最大的建材生产基地。但在过去几十年里，发达的铅酸蓄电池产业成为这个县的对外形象标志。
转折点发生在上世纪末。当时，一种介于摩托车和自行车之间、用蓄电池作辅助动力的奇怪交通工具“电动车”，开始流行于大陆县市乡镇，并逐渐向中心城市铺展。经过多年的抗争和努力，这种由民间智慧发明的两轮电动车后来终于得到大陆交通官员的承认。
2002年，大陆国家统计局正式把这种助力自行车列入“城镇居民耐用消费品百户保有量”统计科目，当年百户拥有量为2．72辆，2006年这一数字达到12．61辆。随后，电动车大规模进入大陆城乡农村。至去年年底，大陆这种车辆总计据估已近2亿辆。
伴随着电动车的兴起，铅酸蓄电池突然成了紧俏品。长兴原本就有起步于上世纪70年代的蓄电池制造业，利用原有的生产基础，长兴一下子建起了170多家作坊式小企业，迅速成为全国最大的铅酸蓄电池产地。
“七八十个人，几台坩埚机、铸板机和涂膏机，一个电池小作坊生成，甚至只有一两个人进行组装。”浙江省蓄电池行业协会秘书长姚令春回忆，一个村办十几家电池厂，几乎是遍地开花。
就在蓄电池成为长兴县支柱产业的同时，严重污染出现了。2004年环保监测显示，一大批作坊式的小企业每年向外排放的铅污染物重达10余吨之多。当年，长兴就发生了一起儿童铅中毒引发的群体性事件。
2004年6月，数千名村民聚集在长兴县政府门口，投诉林城镇一家蓄电池公司铅污染。此前的5月下旬，该镇大云寺村村民把孩子带到医院检查发现，该村43名儿童有31个铅含量超标，铅中毒比例超过72％。当地政府组织林城镇大云寺、上狮村、东港村等村800多名儿童去省城医院检查发现有500多人铅中毒。
数百名愤怒的群众堵住了这家电池厂的大门，有人跑到附近的国道线堵路讨要说法。
之后，浙江地质调查研究院对长兴煤山一带土壤进行检测，确认：土壤中的重金属镉、铅含量已超过国家标准；稻谷中铅含量竟已超过国家标准上限的5.25倍，而污染源就是蓄电池。事实上，早在2003年，县卫生防疫站已对全县蓄电池行业员工做了体检，在3000多名接受体检的员工中，尿内铅含量超标的平均达30％。
这起儿童铅中毒事件，最终成为长兴治理铅污染链条的开端。
当时，长兴县环保局提供了一份蓄电池行业情况汇报材料：26％的企业未经环保审批擅自选址建设，污染防治设施不配套、不到位；73％的极板生产企业环保设施不完善；蓄电池组装企业均存在环保设施不到位的现象?随后，长兴县对电池产业实行整治，对电池厂“关闭一批、规范一批、提升一批”，除了对环保通过验收的企业给予设备投资额4％的奖励，还对在规定时间内自愿申请停产的企业给予1万元到5万元的补助。此后，60％的蓄电池企业安装了在线监控设施，并与县环保局联网。
一年后的环境监测显示，长兴县内铅及其化合物、硫酸雾、含铅固体废物这三大主要污染物的年排放量，比整治前分别削减94.1%、80.5%和24%。为此，长兴付出的成本是全县GDP减少数亿元，财政收入损失1亿元。
2010年，长兴县提供的材料称，整治后，长兴县由原来的175家企业减少为53家电池企业。
省际污染迁移后遗症
被长兴减下来的企业，并没有消失。
就在2004年长兴县内民怨沸腾、部分领导提出阻隔该产业在长兴的发展时，浙江在全省推行“腾笼换鸟”政策，提出对一些高能耗、高污染项目进行产能淘汰，腾出土地资源让一些高科技企业进驻。
长兴县舍不得将这个产业整体割舍，最终对污染最大的电池极板污染企业进行了大幅削减。县里几大电池生产企业，如天能、超威、昌盛、诺力等公司，都将生产极板、铅冶炼的高污染工序转移至省外，本地只保留了少数极板铸造厂。
被长兴县减掉的这些电池极板污染企业，在安徽、江苏等周边一些县市的招商单位看来，却是香饽饽。“税收两免一减半”“土地租用前三年免费”?各县抛出各种诱人的招商条件，于是，长兴关停掉的企业纷纷到河南、山东、安徽、江苏、江西、福建等地办起了极板厂。
这些铅污染嫌疑最大的工厂，很多马上成为当地的纳税大户。而企业负责人所在的县市政府，大多会给予这些老板们“政协委员”或“人大代表”等头衔作为政治回报。
“当年，仇和（时任江苏宿迁市委书记）亲自带领几个县市的‘一把手’到长兴考察，前后来了3次，主要就是想让我们去苏北发展。”长兴县一位蓄电池企业主回忆，“最后我们被他们诚挚所感动，决定移师江苏。”
五六年来的铅酸蓄电池厂的省际污染转移，为今天各地迸发的血铅污染事件埋下了伏笔。
日前，安徽血铅事件的有关报道称，安徽博瑞电源公司是从浙江长兴县招商过来的一家铅酸蓄电池极板生产企业。而且，安徽省政府人员组成的调查组发现，这居然还是“怀宁县环保局2007年会晤有关金融单位从浙江招商谈成的项目”。不过，在长兴，本刊记者询问的几个业内企业主都称不知道博瑞老板是长兴县哪里的，也没几个人听说过这个企业。
“安徽博瑞？应该不是我们圈里的。”姚令春语气很肯定，在电池协会内部以及外迁的长兴电池厂里，博瑞应该都是“叫不上号儿的企业”。
博瑞公司之前可能就没做过蓄电池这行，业内人士称，“这也不奇怪，在长兴，以前半路出家干电池的人太多了，昨天还在炒房做生意，今天可能跟人一起搞个蓄电池厂。”
铅酸蓄电池的进入门槛极低，这个150年前被法国人发明出来的重度污染产业，一度已被大家认为“快被淘汰了”。只是“得益于中国电动自行车产业的发展，让它获得了‘第二次青春’”，大陆材料和电化学专家王连邦博士说。
2007年，在安徽花桥镇，芜湖大江电源、芜湖雅能电源、芜湖长兴电源、芜湖云龙电源4家企业被环保部门处以停产整顿的处罚。环保人员发现，4家公司几乎全部有熔铅熔炉，一家熔炉没有烟囱、除尘器等任何环保设施，作业工人除了一只口罩没有采取其他任何防护措施，4家企业的污水全部通过泄洪通道排放。
这些企业几乎都来自长兴。其中芜湖大江电源自称是长兴蓄电池之乡在芜湖创建规模最大的专业生产厂家。
在与长兴交界的安徽广德县，距县城不远的新杭镇被称为“浙商最具投资价值的开发区”。有居民向媒体反映，从长兴迁来的电池厂排放的重金属废水污染环境，令人苦不堪言。
长兴县发改委有关负责人向记者透露，长兴当年产业转移方向主要为长三角地区的江苏盐城、宿迁、徐州，安徽的池州、芜湖、安庆以及山东泰安等地，另外以直接投资和参股方式建厂的长兴电池制造厂大约分布在大陆三分之一的省份。由于大部分电池厂的铅污染得不到根本性治理，因此可以说，血铅工厂几乎遍布大陆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
洗不净的铅毒
原长兴县委书记刘国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这里整治、那里接收的现象令人痛心，发达地区已经交过环境污染学费，我们刚缓过劲来，欠发达地区不应该再走老路，再交学费。”
血铅污染，对这位在铅酸蓄电池产地集聚区任职的官员来说，体悟深刻。
在他留任长兴的2009年，长兴GDP总量达240亿元，在“全国百强县”的榜单上的排名从2004年的第51位升至2009年的第46位。然而，除了对长兴的铅酸蓄电池厂兼并重组、扶强扶优外，这位书记最想干的可能是，至少从外在形象塑造上，更大程度洗脱长兴的铅酸蓄电池“黑色之都”的坏名声。
去年1月，刘策划了一个活动：长兴县向全球诚征创建“中国生态文明示范县”的建构方案，并在《人民日报》等主流官方媒体上刊登整版广告，引人关注。
然而，即使抱着这样的希望，即使当地已进行多年的严格控污，铅酸蓄电池产业无法洗净铅毒的残酷现实还是摆在当地人面前。
在铅酸蓄电池生产制造工艺流程中，铅冶炼和极板铸造是极易导致铅粉、烟尘污染的前道工序。长兴污染很重的极板厂虽然大都转移外地，本地企业以材料装配为主，但在极板的装配、包片、焊接等工序上，仍存在很多污染的通道。这类污染的受害者主要不再是环境，而是作业工人。
湖州市疾控中心刘在2009年对长兴县一家电池厂作业工人作抽样调查时发现，110名铅作业工人中，有68人血铅值超标，其中过桥岗位超标率最高，其他依次为焊接、装配、包片岗位。调查中，铅作业工人的最大血铅值是每升800微克。按照大陆的血铅健康标准，400—600铅超标患者为观察对象，超过600属铅中毒。
此外，当地一位不透露姓名的职业病防治专家给本刊记者提供了2010年的一组最新数据：当年对长兴县近7000名铅作业工人的体检中，发现血铅标值为400微克/升的有40%左右，这一数字高过一般专家评估的25—30%的比例，而超过600，即铅中毒人数比以往明显减少。
“这说明比以前有改善，但铅超标问题并没有很好控制。”这位专家说，这里面牵涉到很多问题，不是只做环保投入就有效，还包括人员工作密度、工人素质等。职防医生主要在工人中作一些干预措施，在企业做些健康促进工作。
重手进行电池污染治理的长兴尚如此，分散在中西部省份的污染重大的众多铅酸蓄电池企业极板制造厂，其铅毒治理的效能可以想见。
由于中国的环境投诉和因此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以每年30%左右的速度上升，各地政府对污染引发不稳定的可能性越来越敏感。这种小心翼翼，甚至延伸到对儿童等易感人群的铅普查。“我们一般不上门做主动的铅的检查，这是个很敏感领域，如果主动去检查，老百姓还以为企业又污染了，会影响稳定。”长兴县当地疾控中心有人士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