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对华为的指控，更大程度是出于贸易政策需要，与实际市场竞争并无太多关联。美国试图遏制华为在美扩张的一些做法，可能也对欧盟的行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如果不考虑遭受到的国家安全指控，华为在美国的扩张本可以被看作是一次难得的机遇。有利于美国政府和业界公司，同样有利于技术创新和维护消费者利益。首先，华为在美国的扩张，为美国带来了工作岗位、资本和税收；其次，华为给竞争对手带来了外部价格压力；第三，该公司在美国维护着六个以上的高级研发中心；第四，依靠出类拔萃的安全检查机制，华为创造了全程覆盖的全球网络安全保障机制。
尽管欧盟对华为的指责，表面看起来，重点关注的是贸易融资，而不是安全问题，但背后的动机，却与美国毫无二致。市场并不反对华为在欧洲的扩张，但布鲁塞尔对此却并不欢迎。换言之，拒绝华为的真正原因，并不是为了维护消费者权益，而是为了维护企业的利益。
据报道，欧盟委员会的内部报告声称：华为和中兴公司销售的无线电网络设备，价格比“市场公允价格”低35%。在华为登陆欧洲以后，业内利润即大幅下滑。但是从消费者利益出发，价格下降却是高科技行业的常态。所谓的“市场公允价格”也并非永久不变。在过去三十年间，决定此类价格的区域，也从美国转移到欧洲，随后又转移到亚洲。
欧盟这份报告之所以成为布鲁塞尔眼中烫手的山芋，另外一层原因就在于：报告把华为和中兴两家公司的成功的原因，归结于中国政府直接为两家公司及购买其设备的客户提供的支持。
2000年至2001年互联网和通讯产业泡沫破裂之后，中国和印度这两个新兴经济大国的崛起，拯救了欧美残留的设备制造商。然后，随着欧美制造商将生产设施及研发中心迁移至新兴国家，他们也为自己制造出了新的竞争对手，包括中国私营企业华为公司和国企中兴通讯。
在电信技术行业，产业价值中心从一个地点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是非常常见的事情。以移动通讯行业为例，1980年代，模拟信号手机（1G）的价值，主要由美国公司控制；随后十年间，欧洲厂商主导了数字手机（2G）时代；而在此前的十年中，包括台湾和韩国在内的亚洲四小龙，在多媒体手机时代发挥了重要作用（3G）。在2010年代，宽带手机（4G）将会越来越多地由中国和印度产业巨头控制。在此过程中，由于后起公司更能够将成本控制在相对较低的水平，传统的产业成本结构体系也在不断崩塌。
并不出人意料的一个细节就是：欧盟指责中国政府为华为公司提供国家补贴的时间，正好就是2010年夏天，也就是欧债危机开始爆发的时间。但中国各大银行通过华为公司为其客户提供的信贷额度，受益者是华为公司的客户，而不是华为公司自身。出口信贷融资也远远不是华为公司或者中国特有的问题，甚至不止出现在大型新兴经济体。提供出口信贷可以说是所有国家的通例，发达国家也不例外。出口信贷额度是一个系统性问题，而不是仅仅与特定公司有关。像其他中国跨国公司一样，华为公司能够蓬勃发展，除了有足以撬动市场的成本控制能力之外，品牌和创新能力也出类拔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