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经济下行压力和产能过剩矛盾有所加剧。中国经济增长下行，就产生诸多影响。比如影响财政收入，中央财政收入1到5月份同比仅仅增长0.5%，过去都是20%至30%增长。如果经济增长进一步下行，容易出现就业问题，社会也会不稳定，一切都无从谈起。
那么稳增长遇到另一个问题就是产能过剩。中国现在诸多领域都是生产能力过剩，比如钢铁9亿吨的生产能力，去年生产7亿吨，过剩2亿吨；风力发电设备闲置40%，2010年这个行业毛利率30%，2011年降到10%，去年已经是全线亏损。要是化解产能就必然损失一定经济增长速度，而现在恰恰是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党中央国务院讲现在工作的基本方针是稳增长、调结构、转方式、防通胀，做到稳增长还要调结构非常难。
第二个矛盾现在中国经济正走上各种要素成本都在上涨阶段，包括土地价格、劳动力成本等。由于面临产能过剩，生产企业要素成本上涨就不可能把它转移到产品的终端售价上。
第三就是经营领域存在潜在风险。第四现在整个经济增长受到自然与环境的约束日趋严峻。
再从经济下行讲起。从用电量、铁路货运量、贷款数量，特别是中长期贷款三个指标看。比如全国用电量，去年12月每一天平均用电140亿千瓦时，到了今年1-2月份降到129亿千瓦时，一天少了10亿千瓦时。第二看铁路货运量，今年1月份全国铁路货运量是3.44亿吨，2月份是3.07亿吨，去年2月份是3.18亿吨。今年2月是因为春节因素，而去年春节是在1月。但今年到了5月份，全国铁路货运量仍然是负增长。再看贷款，5月份全国贷款6664亿，同比减少1258亿。
中国经济出现下行的原因是什么。第一个是出口受阻。我国出口依存度在25%左右，去年4月出口增长4.9%，前年4月是24.9%，出口增速在一年之内下降20%，这不是小事。但高科技产品的出口并没有受阻，去年出口同比增长9.8%。传统产品包括纺织、服装、玩具等出口受阻厉害。
去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13年中国经济要依赖双轮驱动，就是投资和消费。投资分三块：基础设施投资、工业投资、房地产，显然现在这三块都各自存在着深层次的问题。比如基础设施投资，过去4万亿投资主要就是基础设施投资，我始终强调，基础设施投资对于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但它有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就是谁是主体，过去依赖政府投资的可能性已经很小。
另外投资要靠信贷。从1949年到2011年我们一共发了55万亿人民币信贷，其中2008到2011年就占28万亿。所以靠投资拉动又容易造成金融风险。现在只剩下消费，但让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力量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扩大消费得让消费者有钱，现在讲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收入翻番。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有两个方法，一是做大蛋糕，但是显然这个比较慢；二是重新切蛋糕，这个蛋糕一共分三块，第一块是政府财政收入，第二块是企业利润收入，第三块是城乡居民收入。现在要多切给城乡居民，显然不能切企业的份额。就只能切政府手里的，如此一来城乡居民收入增长，货币总量不增加，又可以避免通货膨胀，这显然是科学的。但难点在哪里？第一现在切蛋糕掌刀的是政府。第二政府也有苦衷，现在支出的压力很大。所以分配制度改革一定要和政府转型结合，就是要把政府不能管的事交给市场，减去政府的负担。
本届政府五年要取消全部审批三分之一以上，现在全国现在还有1700项审批，三分之一就是600项左右，显然这是对于未来中国经济保持可持续增长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应当解决现在的问题，还是要用改革的办法。
第二还得让大家敢花钱。一个人敢不敢花钱主要取决于对未来的预期，由于现在养老、医疗、住房等社会保障不健全，大家有钱不敢消费，就把钱存到银行，所以要把扩大保障作为基础前提。
第三，整顿好国内的市场秩序，让大家放心消费。春节期间，中国人到境外消费5000亿元，如果国内连奶粉的问题都解决不了，还怎么扩大消费？
总的来讲，我们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都面对着众多问题，出路就是改革，通过改革来释放改革的红利，用改革的红利推动经济稳健发展。习近平同志前段时间讲，我们要追求实实在在的增长。我的理解就是，第一到2020年收入倍增，应当是全社会物质财富翻倍，如果没有倍增，那都是靠发货币出来的。物质财富怎样才能倍增？应当是我们重视实体经济，而且应当以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为根本，推动物质财富的增加。
第二实实在在应当是一种美丽增长。现在增长对资源和环境的破坏太大了，付出比增长还要多，显然这种增长模式不可持续。第三是以民生改善为导向，现在有些地方经济增长，但是民生没有改善，老百姓还是有意见，社会还是不和谐，甚至不稳定，所以显然我们应当看到这些。
对于中国经济来讲，一方面要看到中国经济就是以城镇化为代表，美国以高科技为代表，中国正处在重要的战略发展机遇期，不必忧虑短期的困难和问题。但我们也应该看到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只有增强忧患意识才能踏踏实实解决问题，中国经济才能实现共赢与稳健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