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决策层推出公平税负、简政放权和加快财政金融改革等政策组合，契合了盘活存量、激活经济内生活力的调控基调，而这在中国经济出现惯性下行态势等背景下，尽管免税仅对月销售额不超过2万元的企业，减税力度有些小，但其积极意义自不待言。
其一，与民便利，自己便利。由于小规模纳税人一般财务数据不完善，对此征缴税费的成本相对较高，甚至其征税成本高于征税收益，因此暂免税既可减轻政府征税成本，降低行政支出，又切实有助于减轻小微企业负担，同时这些小微企业也是安置就业的重要生力军，减轻其负担可更有效促进稳就业。
其二，当前企业过重的税负业已拖累经济增长潜力，牵制企业竞争力。综合税收、政府性基金、各项收费和社保金等项目，中国企业的税负达40%左右，显著高于过去30年经合组织国家24%～27%的平均值，及日本、韩国和美国过去20年的20%左右。而且若考虑税法等对企业费用计提的幅度限制，及其他非正规的管制交易费用等，企业真实的宏观税负将更高。以小微企业为例，为简化征税环节，税务部门对其实行固定税率制，且税基一般按销售收入计提增值税，企业无法销项/进项抵扣，导致小微企业的税负实际高于一般纳税人。
过高的税负使大量本可在经济体系中增值的资本，变成了政府的消费型资金，既增加企业运营成本，又导致用于创造财富的经济社会资源下降，而影响未来政府的财税收入，使其不具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因此，若是次对小微企业的暂免税负，能最终促成以减税为主的税制改革，减轻所有企业的税费负担，那么将使更多的经济社会资源由资金变成可增值的资本，促进经济增长，提高未来政府的财政收入，进而避免国内企业戴着高税负镣铐参与国际竞争。
不过，减税必将与推进财政预算收支改革和政府精兵简政等改革配套。随着经济增速的持续回落，政府财政收入增长的不稳定和不可持续性将更加突兀，甚至不排除负增长可能性。而同时地方政府和国企等的债务负担较重，因而财政支出的刚性与财政收入的回落，将意味着若不配套推进财政预算体制改革和公务员下岗分流的改革，压缩政府财政支出，那么在财政支出刚性压力下轻税薄赋的公平税负改革，将很容易陷入雷声大雨点小的镜像，而难以有效激活经济的内生活力，以稳定经济增长预期。
毕竟，在财政供给端的单线条突进，缺乏财政支出端的变革，减税等政策将面临双重两难冲突：即减税与防地方债风险敞口暴露的冲突，减税却不减负的冲突，因为部分政府会变相乱收费、乱罚款和乱摊派等，应对减税带来的减收效应，使企业陷入减税却无法减负之虞。
由此可见，盘活经济社会存量资源，向存量要效率，向市场要增长，既需要推进公平税负、简政放权和结构改革等，促进财政供给端的变革，更需要配套财政支出端的改革，以财政体制改革，政府减员增效，优化财政支出，进而最终推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重新调整政府、企业与劳动者的分配格局，加强政府职能转型，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行权边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