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谈论、预测未来并为之作出筹划的意义何在？简单来说，未来观折射出的是现实考量。期待和担忧塑造着未来，各种叠加起来造就了一个鲜活的未来，这当然会与部分人的担忧或期待存在出入。
在世界著名未来学家戴维·霍尔看来，基于对转型、变革的信号的捕捉，而洞察并预判未来，目的在于先行一步，以与剧烈的转折时代合拍。他以发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型进程为例，指出该次转折到来时，尽管阿尔文·托夫勒提出了“第三次浪潮”的准确预判，但当时的人们却忽视时代的变化，“新时代肇始之初，一切似乎天翻地覆，人们认为它不合情理，违背人性和道德，具有威胁性，因而通常予以抵制。”
戴维·霍尔在他所著的《大转折时代》一书中首先回顾了1985-2005年20年间的主要变化，梳理总结为：从模拟到数字，从等级体系到网络体系，从少到多（选择的多元化），社会和经济运转速度越来越快，东西方融合，通信技术的爆炸性发展……这些变化改变了世界多数地区的面貌，也让而今的多数人拥有不一样的生活。这些变化积累整合的结果就是，推动又一次重大转折的三种力量“全球化浪潮”、“个体化浪潮”、“加速发展的电子联通性”。
《大转折时代》一书在具体叙述上述三种力量时，显得非常乐观，甚至显得有些过于乐观。笔者赞同戴维·霍尔在谈及“全球化浪潮”时对全球政治、经济加速融合所作出的判断，也认为他对全球化的文化整合将要面临的阻力、全球性文化整合的必要性等问题估计不足。戴维·霍尔在论述“个性化浪潮”的驱动力量时，指出了个性化、个人自由的普遍愿望对现有政治和经济秩序的冲击，也事实上承认了个性化对塑造更复杂、更多元、更能与本土文化元素契合而非融入全球文化的作用力。
同样，我们要承认“加速发展的电子联通性”的技术可能及潜力，应以开放、积极、包容的态度应对这种因素带来的社会影响。尽管如此，这种因素所带来的影响不仅仅包括正面影响，包括戴维·霍尔提及的教育改革、文化普及等方面，而且更可能因现实存在且在拉大的数字鸿沟、互联网结构中的节点和链接关系失衡分布等因素，而制造更多的不平等。
将三种力量确定为推动大转折时代到来的关键动力，《大转折时代》书中还由此提出了一连串的预测，包括：地域观继续淡化，“千禧一代”和“数字土著”将彻底推动社交关系甚至人类意识层次的转变，生物和科技进一步融合从而推出更具革命性效应的应用成果，新的能源品种及新型利用方式得以涌现，数字技术的继续进化将从根本上改变人类的工作方式、艺术与科学更好的融合……
对于戴维·霍尔提出的这些预测，笔者持乐观存疑的态度，因为有些预测所指的变化愿景属于技术进步和社会演化的必然结果，有些预测能否转为现实还有赖于其他方面的动力（反过来如果遇到相关阻力，其实现则会大打折扣），还有些预测显得有些不切实际（比如他就对未来的教育持非常乐观的态度，依据却仅仅来源于目前可知的数字化教育的一些优点，其本人忽略了如今已被许多学者警示的数字化阅读、记忆同时带有的巨大弊病）。
有关未来，没有人能担保预测一定准确无误。重要的是，借助预测以及相关探讨，可以让我们打破束缚思想和观念，祛除对正视现实变化和重大趋势形成阻碍的成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