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9年7月27日市政府发布《关于加强市区摩托车轻便摩托车电动自行车管理的通告》以来，迄今近5年时间，政策反反复复，几经更迭，几番推倒重来。为政者有两大忌讳，一是鲁莽决策，凡事想当然，拒绝聆听民意；二是朝令夕改，把事关数十万人利益的城市治理过程当做沙盘推演，从未记取覆水难收的古训。惠州官方的电动车管理政策屡屡犯忌，导致政府的公信力一点点探底，目前仍能撩起公众的愤懑情绪。因此，市政府关于超标电动车的最新管理办法甫一发布征求意见，就引发公众的集体吐槽，以及“挺禁派”、“反禁派”的观点混战，自是意料中事。
其实，早在今年3月份，惠州市交警部门就已经剧透了此次过渡期管理办法的基本内容。当时我粗略盘点了2009年以来官方“禁电”大片的情节起伏，发现这部由政府“导演”的悬念片以其狗血的剧情已经上演到了第六季(剧情冗长，恕不赘言)。我还不失时机地调侃了下，官方是不是有意学《老友记》拍到第十季才肯罢手啊？现在可好，第七季俨然已经拉开大幕了。
群众演员亦纷纷登场。作为交通代步工具的电动车被赋予了多面的公众形象，非议治安环境的人说它是飞抢犯罪工具，环保人士说它不排废气不制造灰霾比汽车强多了，市民素质论者强调它的所有者通常不守交通规则酿造交通事故，买不起汽车的人觉得它比自行车快捷，比公交车靠谱，还有一些底层人直接把它当成了饭碗和谋生工具。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官方充当导演和观众，站在一边看热闹。
众声喧哗，但剧情不再刺激。事关电动车去留的争议，至少在2009年和2011年就分别有过大规模的舆论传播。“挺禁派”和“反禁派”都可以罗列出一箩筐理由印证自己观点的正当性。我们如果继续纠结于一辆电动车的好坏之争，哪怕再吵上50年，也无法达成共识。
在影响公共利益的任何决策上，政府部门是愿意听到民意相互厮杀的。公众对于超标电动车的不同意见，正好成为政府推行既定决策的理由。基于此，一切关于电动车去留的形而下讨论都是没有意义的，你有一千个理由说明电动车必须在城市里自由骑行，他就有一千零一个理由来反驳。吵到最后，就成了政府部门定义大多数派与少数派的决策依据。
关于电动车去留的讨论，应该在权利、公平等形而上的理念上进行较量，才有价值。我们当然理解地方政府在出台电动车管理政策上遭遇的上位法瓶颈，也明白万众期待的政策竟然重弹了5年前的调子，依然容不下超标电动车，依然设置了貌似合理的过渡期，是地方政府在民意拉锯中折中的结果。可以说，这一政策的迟滞与反复，正是官方妥协退让的表现。但是，从根本上而言，所谓的淘汰电动车，说到底是汽车霸权主义对这个时代交通多样性的无情挤压。晋惠帝有钱有闲，听说百姓没粮食吃，只能挖草根，竟问：“何不食肉糜？”城市决策者是否也要对底层人来一句“为什么不买汽车”，才显得高端大气上档次呢？
如果地方政府能够创造条件，解决大部分人的汽车梦以及由之带来的城市交通拥堵问题，或者解决城市公共交通资源稀缺的问题，到那时，你完全有底气对电动车、摩托车等交通工具说“再见”，没有人会愤懑，也没有人会遗憾。只是现在，就要十多万人学着和亲爱的电动车说“再见”，真的行得通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