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激进式的还是渐进式的方案观点，目前一般都主要以能源领域碳排放控制作为主要的考虑基点，往往缺乏经济领域的通盘考量，一方面容易造成撇开发展全局孤立地为谈峰值而谈峰值的印象，另一方面很多决策者真正关心的有关发展模式平稳转变的实质问题和风险并未被真正识别出来。
因此，将中国的排放峰值问题和社会经济发展全局归拢起来考虑，也有其实在的“落地”价值，比如峰值目标会不会抑制消费、会不会影响就业、会不会加剧社会和区域间的不公平、与“经济升级版”是不是矛盾、峰值目标与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关系等。
当前转变发展方式的困局
中国早在“十五大”就提出了有关发展模式改革的观点，当时用的措词是“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当时中国刚从短缺经济中走出来，转变的主要是工业经济部门的粗放式生产模式，主要手段是调整产业的区域、技术和组织结构以提高效益，“十六大”将关注点放在“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转变的主要仍是工业经济部门的高消耗、高污染的情况；“十七大”进一步提出了“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把“增长”改成了“发展”，视角开始从经济数量关系转变为经济质量关系，并同时提出了“生态文明”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十八大”将“生态文明”提高到了新的高度，同时从工业经济推动逐步转变为城镇经济推动的发展思路也在逐步酝酿。
这些变化一方面说明了中国发展视野和战略的提升，另一方面也说明社会经济发展问题愈加严峻，实施转变愈加困难，转变并非能一蹴而就。以至于相当长的时间政府都有转变的意愿，但实际上并未形成真正的转变或明显转变的趋势。
中国当前已经是能源消费总量、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排名全球第一的国家，其经济总量预期也将在2020年左右超过美国，中国的发展和排放路径将对世界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出于后发优势，中国过去30多年来经历了高速的经济增长，但由此产生的问题也不少，一方面中国的发展面临“中等收入陷阱”，既有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存在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在快速工业化、城镇化及“刘易斯拐点”之后，继续依赖传统市场出口、传统生产性投资来获取经济发展的动力越来越弱，特别是在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之后，经济后续发展需要注入新的活力；
另一方面中国并未摆脱发达国家发展的传统路径实现所谓跨越式发展，当前特别体现在环境领域，大气、水、土壤等污染严重，环境恶化成为继资源短缺和外部需求下降、产能过剩和消费需求不足、社会矛盾和收入分配差距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主要问题。
国内外舆论一度曾有观点指出，极度的环境问题可能引发中国政局不稳定和发展衰退。中国当前对问题和转变的关注并不缺乏，但缺乏突破利益格局而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
总量倒逼机制的治理逻辑
生态环境治理和绿色低碳发展因其“公共产品”的特征在当下阶段尤其需要政府的引导和激励。当前高碳的发展模式、基础设施、利益格局、技术路径、消费行为具有一定的锁定效应，如果不及早进行调整和部署，将来会面临巨大的困难和付出巨大的代价，增加未来减排的社会和经济成本。同时，生态环境污染日益严峻，若再不及时采取措施进行有效治理，缓和总体恶化的局势，将有可能会对未来中国人力资本和国民健康造成不可估量的影响，国际社会也不会继续任由中国如此大体量的碳排放增长。
上述的诸多因素促使中国反思强度控制阶段总量增长的问题，能源消费和排放总量倒逼政策越来越受到关注和讨论，倒逼机制原先指中国特有的货币金融领域的问题，现在被很多学者引用在环境治理领域，特别是针对最具争议的“拐点”问题，即中国何时能到达能源消费和排放的峰值。然而中国要尽早实现排放峰值同样面临巨大的挑战，包括经济影响、能源革命、社会分配等多方面的协同和权衡。
未来20年仍是中国发展的重要阶段，如何平稳地实现低碳转型、避免对社会和经济发展额外造成过度不利的影响是中国考虑峰值目标的首要前提，毕竟中国也担心因过激的减排行动使得发展遭遇“硬着陆”丧失竞争力从而引发经济萧条和社会动荡。
排放峰值水平的不确定性
要判断中国是否有条件科学合理地达到排放峰值和实现倒逼机制，工业化、城镇化、能源消费等是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其实质仍然是对中国发展模式本身的探讨，特别是城镇化过程，建筑和交通模式一旦形成和固化，能耗和排放是较难降低的。
根据相关研究判断，中国完成中后工业化还需要10-15年的时间，完成存量的深度城镇化（“半城市化”农民工的市民化，超过2亿人口）和增量的城镇化（约3亿人口）至少仍需要20-30年的时间，该过程将可能在当前水平上至少每年持续增加约2亿吨的二氧化碳排放。如果要通过生产和生活方式控制在年增排放1亿吨以内，那么大致就意味着全国工业主要耗能排放产品产量不再增长的同时未来城镇人均居住面积和交通出行里程保持与当前水平相当。
如果单纯依靠能源技术进步，未来20年在保障工业化和城镇化平稳推进的同时实现合理水平的排放峰值（增量不超过30亿吨），能源结构需要长期保持至少1%-2%的清洁化和低碳化的速度，显著高于当前规划水平和历史发展水平。
从国家能源统计数据看，我国从1976年以来能源结构始终都未进行大的调整，年接近于0.5%已是高速度，应该说实现峰值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仍然是较大的。
渐进式多阶段治理的疑问
中国当前面临突出的社会、环境等多重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新的思路和视野，转变发展方式、实现低碳发展是以激进式还是渐进式的改革来推动需要得到合适的研究和试验。
对于中国而言，虽然存在不同的排放路径，比如先放任高速增长但尽快达到较高峰值，随后大幅度下降（快模式），或者逐步控制低速增长而较晚达到较低峰值，随后缓慢下降（慢模式），然而前者由于存在高碳的发展模式、基础设施、利益格局、技术规模、消费习惯等锁定效应和路径依赖，事实上经济冲击反而更大。因此渐进式的减排控制模式对发展中大国而言更具有可操作性，使得转型更为平稳。
对发展阶段不可逾越的规律认识，促使我们更为理性地思考排放控制政策，我国区域存在发展水平、功能和结构上的不平衡，分阶段、分区域、分行业地来实现中国的碳排放峰值具有现实意义。
从将单纯讲求发展速度转向发展质量的强度目标，到更为明确限制排放增长幅度的总量控制目标，再过渡到实现发展方式转变的绝对减排目标。
第一个阶段主要针对国家工业化时期的生产排放增长阶段，第二个阶段主要针对国家城镇化时期的消费排放增长阶段，这两个阶段仍然允许受限制的排放增长，峰值取决于这两个阶段叠加的效果，而后才是下一阶段内涵式和原动式的低碳发展。
应该说，积极渐进式的排放控制和峰值目标模式有利于争取国内主要利益集团的支持和国际社会的基本认同，减少改革和转型带来的不确定性和短期强冲击性，而区域间“梯度推进战略”将有可能成为转变发展方式中重要的公平和平衡的手段。
总之，中国的排放峰值和发展模式息息相关，需要统合起来全盘考虑，科学合理的峰值目标将有可能有利于形成倒逼机制，有利于未来较长时期内生态环境恶化的缓解与治理、生产和消费方式革新、区域不公平的改善以及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对中国而言，21世纪中叶的现代化国家的含义绝对不仅仅是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的高数值，绿色低碳等环境要素在“现代性”命题中同样非常重要。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些要素将逐渐成为社会价值体系和制度创新中热点。
（作者为清华大学现代管理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