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发表于《能源》杂志2018年11月《能源转型、能源安全及其他》一文的一部分。

近年来，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逐渐将其能源政策的核心目标集中到三个方面：实现能源供应安全、可负担且环境友好。这三个目标显然不可能同时且同等程度实现，由于国情不同，不同国家优先顺序也不同。其中最优先目标就成为决定能源转型方向的核心动机。从德国和美国能源转型实践看，美国能源转型的核心动机一直非常明确，那就是改善能源安全，降低对进口能源的依赖，环境保护等其他动机的地位是次于能源安全动机的；相反，德国能源转型动机中，生态环境保护一直明显居于最主要地位，尽管能源安全动机对德国也非常重要。

1. 德国能源转型的核心动机是生态环境保护

2011年6月6日，德国联邦议院决定将德国能源政策的三个政策目标——能源安全、负担得起的能源、与环境兼容的能源供应——作为指导其能源转型的指南。因此，理论上，能源供应的安全、可负担和环境兼容均可视为德国能源转型的重要动机。

这三者显然难以同时实现。从2000年以来德国能源转型进程看，能源供应安全动机当然一直是重要动机，但环境友好的能源供应近年来已经逐渐超过供应安全动机成为能源转型的核心动机。

为了使能源转型与环境兼容、安全并且可负担，德国制定了能源转型的总体目标和分层目标，并把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提高能源效率作为推进德国能源转型的两大支柱。2000年以来，德国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结构中地位日益提升：可再生电力消费的比重从2000年的6.2%增加到2017年的33.1%。

显然，大力可再生能源发展既与环境保护动机有关，也与能源供应安全动机有关。一方面，与化石能源相比，可再生能源没有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另一方面，可再生能源是本地化能源，对石油和天然气主要依靠进口的德国来说，用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有明显的“能源安全”效应。可以想象的是，当2050年德国实现终端能源消费中60%来自可再生能源时，能源安全状况必然大为改观。

如果说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是环境保护与能源安全双重动机驱动的，那么德国决定2022年之前完全淘汰核能的政策走向只能理解为环境动机日益重要，并成为能源转型核心动机作用的结果。因为核能发展对改善德国能源对外依赖程度明显有积极作用。也就是说，德国政府和公众把与降低核事故和核废料处理的事故风险有关的环境问题放到了比“供应安全”问题具有更为优先的位置。

同样，出于对大规模单一种植所导致的“生物多样性”损失的担忧，德国近年来对生物燃料的支持力度有所下降，比如，2006年开始，德国政府开始逐步取消生物燃料的税收优惠政策以来，生物燃料产量一直在277-346万吨油当量之间波动。2017年德国生物燃料产量为329.3万吨油当量，与2007年324.3万吨油当量相比仅有少量增加。

2. 美国能源转型的核心动机是能源安全，并且有效改善了能源安全

与德国追求“纯粹“的”可再生能源转型“不同，美国追求的是”清洁能源转型“。这里的清洁能源，主要包括可再生能源、天然气和核电。美国能源政策，以及当前正在推进的清洁能源转型的核心动机始终是追求能源独立，确保能源安全。美国政府很早就出台了生物燃料发展的鼓励政策。1978 年《能源税收法案》就规定全国汽油中添加10%的乙醇。《1980年能源安全法案》引入贷款担保等融资机制，鼓励乙醇燃料和太阳能等新能源发展；同时规定从1980年3月1日起，对石油公司利润征收50%的暴利税，主要用于研究和开发新能源。卡特政府甚至更为激进，1979年成立的“国有”的美国合成燃料集团，联邦政府连续5年为其提供了200亿美元作为启动资金，向利用煤炭和页岩生产气化和液化燃料的公司提供投资和贷款保证。所有这些举措，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替代国内石油的消费，增加国内石油替代能源的生产，减少对进口石油的依赖。

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现在，美国为实现“能源独立”而推动的能源转型主要依靠如下四个“支柱”：一是大力发展生物燃料，以减轻交通燃料对石油产品的依赖；二是鼓励清洁能源和非常规化石能源的发展，包括核电、页岩气、煤层气以及煤炭清洁利用等；三是提高能源效率；四是积极推动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发展。

总体上，生物燃料和可再生能源都是在2000年以后才开始出现加速发展态势。而且，在“页岩油气革命”效果显现之前，上述应对措施对于降低美国石油进口依赖方面没有产生实质性影响。2005年开始，作为美国“页岩油气革命”的结果，美国石油进口量开始触顶回落。到2013年，美国石油进口量比2005年减少近40%，极大地改善了美国石油安全状况。

3. 能源转型应有助于改善我国的能源安全状况

我国是一个以煤炭为主导的能源消费结构，但进入“煤炭时代”的实际上并不长。根据哈佛大学历史能源数据库的数据，我国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煤炭消费才完全超过薪柴成为一次主导能源，进入“煤炭时代”。也就是说，我国进入煤炭时代的时间还不到50年，而德国煤炭时代持续了100多年，美国持续了65年。从能源转型阶段看，在世界平均已经进入石油时代的背景下，我们依然处于煤炭时代。一个可以预期的中期趋势是我国将从煤炭时代向石油时代过渡，即石油和天然气消费份额将进一步上升，而煤炭份额将出现明显下降。

然而，考虑到我国能源资源禀赋状况和最近二十年来能源供需，特别是石油天然气供需变化，能源结构的上述变化趋势将带来更大的“能源安全”压力。2016年，我国原油和天然气占一次能源消费份额为19%和6.2%情况下，其对外依存度已经分别达到了68.6%和39%。显然，在我国能源消费总量达峰之前，我国原油和天然气对外依存度进一步提高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随着能源转型的推进，可再生能源的快速发展，我国能源行业出现了一些问题，同时也产生了一些观念冲击。比如，认为可再生能源“不稳定”、“不可靠”而把能源安全与能源转型对立起来。然而，如果我们把能源安全理解为“降低能源对外依存度”，能源转型事实上是有助于降低一个国家对外能源依赖程度，改善能源安全状况的。因为可再生能源是本地化能源，随着能源转型的推进，越来愈多的清洁能源从身边来，从当地来，从附近来。如德国与美国实践所表明的，能源转型本身也可以成为改善能源安全助推器。要使能源转型的能源安全改善效应真正变成现实，需要从当下开始，梳理阻碍能源转型的政策、机制与体制障碍，以“蚂蚁搬家“、”遍地开花“的观念和心态，以真正符合可再生能源低能量密度和分散化特点的生产与消费方式、商业模式构建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产业生态，扎实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

作者简介

朱彤，经济学博士。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能源经济室主任，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产业经济学硕士生导师、MBA导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特约研究员，中国能源研究会能源政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工业经济学会绿色发展专业委员会学术委员，中国投资协会能源投资专业委员会特聘专家。

200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获经济学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能源经济学与产业经济学，对能源产业、ICT与网络产业、政府规制经济学有系统研究，目前研究重点是国家能源转型框架下的能源政策、企业战略，能源体制改革。参与和主持中国社科院重大课题、重点课题、中国工程院重大课题、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外交部、工信部等部委托咨询课题，地方政府委托工业与能源规划课题、企业发展战略等课题四十多项。先后获中国人民大学“十大优秀博士论文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对策研究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二等奖，国家能源局软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三等奖等。代表专著有《网络效应经济理论——ICT产业的市场结构、企业行为与公共政策》、《国家能源转型：德、美实践与中国选择》等。

朱彤博士近年来致力于构建“国家能源转型”分析框架，并应用这一框架研究我国能源(煤炭、石油、天然气、可再生能源与电力系统)转型与发展的问题，对技术变革趋势下的国家能源转型逻辑有深刻理解，其成果产生广泛社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