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4月23日，海宁开元名都大酒店的会议厅里座无虚席，600余名电力市场专家参加了第八期浙江电力市场设计建设培训研讨会。与会者收到一本2019年4月版《市场详细设计》，字里行间略略透露出的“翻译腔”让浙江显得与众不同。

自2017年8月被列为全国电力现货市场首批试点以来，浙江以万众瞩目的全球招标启动，继而变得异常低调，直至逼近国家能源局提出的“6·30”节点时才重回业界视野。

在这场培训研讨会上，浙江省能源局电力处相关负责人首先致辞，20分钟的讲话中，谈及建设市场的困难时数度哽咽：“三年多的电力改革，其中的艰难、艰辛超过了我当初的想象。”

浙江并非首次接触电力市场。约莫20年前，这里的电力工业也曾担负改革重任。1998年12月24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经贸委《关于深化电力工业体制改革有关问题意见》的通知，浙江正式成为全国6个“厂网分开，竞价上网”试点之一，随后又参与了国发5号文之下的华东区域市场建设。中发9号文的到来再次吹响了改革号角。

这一轮会和以往的结局不同吗？曾经折戟沉沙，重新出发或许更加难能可贵。

就在全国大部分省区都在如火如荼地引入售电商，推进电力直接交易时，数轮改革的两个热点地区东北和华东始终在低空飞行，东北把精力集中在了调峰辅助服务市场建设上，而地处华东的浙江数年后才勉强搭上售电侧放开的“末班车”。

浙江想建一个真正的电力市场，多位业内人士为其解释。以售电侧放开为特点的直接交易是电力市场起步的必要条件吗？如果不是，浙江会不会找到更优路径？在诸多其他省区已经妥协的问题上，浙江显得执拗。业内人士评价，从市场框架和规则上可以感受到它尝试最大限度地突破现有边界，实现从计划向市场转轨的决心。

高调开场

2017年7月1日，浙江省能源集团的电子招标平台上发布了一则与众不同的征询函：拟选聘具有丰富电力市场设计运行经验的咨询机构，协助浙江电力市场设计建设。

《浙江电力市场设计与规划编制咨询服务征询兴趣函》中写道：“现浙江浙能嘉华发电有限公司受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省能源局）委托，承担浙江电力市场设计与规则编制咨询服务机构的选聘工作，项目资金已经落实……合同服务期约为24个月，预计将于2017年9月启动项目咨询服务，项目预算金额约为人民币4000万元。”

无论是由政府委托竞争性谈判的方式，还是面向全球招标的气魄，又或4000万的出价都足够引人瞩目。

采用项目咨询服务意见征询，通过竞争性谈判等方式确定设计团队早已写在浙江省电力体制改革综合试点方案中。在被列为全国首批电力现货市场试点省份之前，2017年6月底，浙江省经济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即审议通过了《浙江省电力体制改革综合试点方案》及《浙江电力市场建设方案》，并在2017年9月由浙江省人民政府印发。

根据方案，市场建设主要分为三个阶段：

到2019年，完成输配电价核定，设立相对独立的电力交易机构，确定浙江电力市场模式，完成市场规则制定和技术支持系统开发，有序放开发用电计划，引入售电侧竞争，电力市场体系初步建立。

到2022年，优化现货市场交易机制，提高市场出清价格灵敏度；逐步扩大市场范围，促进市场主体多元化；有序放开零售市场竞争，建立需求侧和可再生能源市场参与机制；丰富合约市场交易品种，完善市场风险防控体系，基本形成较为完备的电力市场体系。

2022年以后，开展电力期权等衍生品交易，建立健全电力金融市场体系；完善需求侧参与机制，促进供需平衡和节能减排；探索建立容量市场，科学引导电源投资，形成成熟的电力市场体系，建成浙江目标电力市场。

征询函中指出，方案将作为咨询服务的依据。

此时国内试点刚刚开始着手准备建设电力现货市场，如何选取、搭建设计团队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后来发现，其他试点大多依托电网公司、电力研究院及国内高校科研力量完成了核心设计。浙江则引入了与当地市场主体利益关联最小的国际团队，并在征询函中要求应标团队具有参与至少一个国家或地区全电力库模式电力市场设计和规则制定，以及电力市场建设或运营的实践经验。

业界对这样“特立独行”的做法有着不同的声音：反对者认为，国际团队未必能够深入了解国情、省情，很可能设计出完美而不实用的规则，也推高了市场建设的财务和沟通成本；支持者表示，尽管经历了数十年的电力改革，国内至今未有从业者或研究者从头至尾设计、运营过一个电力现货市场。

“要教别人游泳，至少自己先得会游吧。”一位即将参与浙江市场的电力从业者说。在部分市场主体看来，全球招标的意义不止于此。公开招标的方式与行政指派相比，本身就更加具有公信力，而重金招标也能体现出政府建设市场的决心。

除了招标外，浙江负责顶层设计和组织安排的工作小组规格也是数个试点省区当中最高的。在电改试点方案印发的同时，省政府成立了浙江省电力体制改革综合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常务副省长冯飞任组长，统筹领导全省电力体制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省发展改革委（能源局），承担领导小组日常工作和改革推进中的组织、协调、监督和指导工作，负责浙江电力市场设计建设和组织实施。

组长冯飞出身电力系统专业，曾获天津大学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专业博士学位，并为清华大学电工学科博士后，先后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从事技术经济及产业经济研究工作长达21年，期间曾参与上一轮电力体制改革。

他曾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举办的一场研讨会上说，目前（2004年）出现的“电荒”，实际上反映了过去强计划、强政府管理制度上的缺陷。摆脱强计划管制，不是价格管制、市场准入管制职能简单搬家的问题，而是政府职能转换的问题。

冯飞被业界称为试点省区中为数不多“懂行”的领头人，也是上一轮改革之后为数不多重回改革一线的成员之一。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让浙江市场的推进备受关注。

“浙江这轮改革算是赶上了好时机。”一位电力从业者曾评价。

他所指的“好时机”是2017年省发改委能源局对省级能源管理职责的调整。当年6月7日，省发改委办公室印发《关于省级能源管理职责调整有关事项的通知》（浙发改能源〔2017〕497号），将原由省经信委承担的煤电油运要素保障、节能“双控”、新能源应用和电力监管相关职责整体划入省能源局，同时明确，省发改委能源局电力处将负责推进电力体制改革。

这意味着能源领域的宏观调控职能与运行管理职能合并，而此时许多省区仍然处于职责分立的状态。eo记者在走访试点省区时，有现货市场主导部门负责人感叹，因职责与目标的差异，政府各主管部门在推进市场建设中要形成合力着实不易。

同为试点省份的核心设计者坦言，2017年下半年到2018年上半年间，业界甚至国家相关主管部门或多或少都有着“电力现货看浙江”的氛围。

吃过“螃蟹”的人来了

2017年9月18日，浙江电力市场设计与规划编制咨询服务竞争性谈判评议性结果公示。中标候选人第一、第二名分别是PJM Technologies与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联合体和Pöyry Management Consulting (UK) Ltd与贝励（北京）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联合体。

据悉，参与本次投标的单位共有近20家联合体，基本覆盖了国内外能源领域知名厂商和国际咨询公司。前后近两个月的全球邀标和竞谈角逐后，美国电力市场的代表之一和英欧电力市场的深度参与者进入短名单。两者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市场模式，前者是集中式市场的范例，而后者是分散式市场的代表。PJM Technologies与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联合体最终以85.18分的成绩中标。

国际电力市场从发育到成熟已历时数十年，中国在自己的电力改革历程中，也并非首次借鉴他们的经验。

21年前，浙江曾试点“厂网分开，竞价上网”。有业内人士指出，当时采用的模式接近澳洲电力市场的起步模式。

1998年8月26日，国家电力公司向国家经贸委上报《实行网厂分开建立发电侧电力市场的实施方案框架（试行）》并获得通过。12月24日，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浙江、山东六省（市）正式成为试点。2000年，山东、上海、浙江的发电侧电力市场相继投入商业化运行。

如今翻看《浙江发电市场运营规则（试行）》（国经贸电力〔2002〕257号文），还能找到似曾相识的“三步走”目标：

初期建立发电侧电力市场。卖方为发电商，买方限制为单一购买者。由单一购买者收购全部发电商上网电力，实行统一销售。初期引入适度发电竞争，并逐步加大发电竞争力度。

中期引入多个购买者，允许大用户自主选择供电商，实行电力批发市场竞争。

远期用户可以自主选择供电商，进而引入零售市场竞争，建成全面、开放竞争的电力市场。

遗憾的是，当年只走到了第一步。

2000年上半年，由原国家经贸委、国家计委联合组成的“‘厂网分开、竞价上网’试点工作小组”经过详细调查后认为，试点“没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也没有取得可以在其他省份推广的成功经验”。

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报告看来，试点失败的原因或可总结为，虽然这次改革实现了发电侧的部分竞价上网，但距“厂网分开”的目标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尽管试点结束，但建设省级市场的尝试并没有磨灭。当时浙江设计了“全电量竞争+差价合约”的发电竞价模式。

时任浙江省电力公司副总经理梁绍斌撰文道，2000年1月1日，浙江电网发电市场鸣锣开市，随后三年，浙江发电侧电力市场竞价范围不断扩大、竞价力度有所加大，2003年7月由于严重缺电，发电侧电力市场停止。但三年多的实践为省级电力市场建设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其中，授权差价合同是浙江电力市场模式设计中的最大特色，它保留了政府主导签订年度购电合同的基本要点，适应了省为单位的销售电价形成机制和财税机制；同时，在满足省内需求前提下，实现余缺部分电力资源调剂的交易理念，又体现了电力资源的跨省优化配置。

时任国家经贸委电力司司长史玉波曾评价，浙江模式初步形成了市场化运行的规则制度，建立了技术支持系统。

在垂直一体化时代，竞价的意义更多在于促进电厂规范管理，建立公司制度，推动电价形成机制。而随后到来的5号文使“厂网分开”的使命得以完成，却又止步于区域电力市场建设。

浙江再次身处其中。其所在的华东区域就是当年的两个区域电力市场试点之一，eo曾报道，彼时浙能集团在浙江参与市场竞价机组中市场占有率高达70.83%，加上浙江电网钱塘江断面网络阻塞现象较为严重，浙能行使市场力影响价格轻而易举。浙江省电力公司认为，调电试验暴露了节点电价形成机制和省为实体的销售电价体系之间的冲突。

华东区域市场在调电试验时很快体会到了市场竞争主体与现行政治、经济体制不一致的巨大冲突。随着另一个试点东北区域市场因平衡账户亏空停止运行，华东也无疾而终。

上海、浙江等探索过省级市场的地区在此过程中曾表达过重建省级电力市场的意愿。浙江建议采用澳洲模式，首先建设省级市场，独立的省级市场采用相同的模式和规则，等外部条件成熟后再逐步融和，最终过渡到区域市场。

这颗种子埋藏了近15年。在2015年9号文的框架下，不少当年的“伙伴”隐退了，浙江再次站到了潮头。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