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的发生发展以及迅速的蔓延给中国的短期经济增长与产业链的维护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餐饮旅游、交通运输、消费品零售等服务业受到的影响最为直接。这些影响又会进一步传导到其他行业，比如基础工业能源与原材料部门。以用电量与耗煤量衡量的开工数据显示，2月14日左右各地活动水平仍旧比农历历史同期低30%甚至更多。供给侧企业的人员物料组织难度加大，需求侧的收缩程度可以预见是更大的。

通过货币或者财政政策，刺激总需求，是短期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维持经济稳定的主要方式。相比于货币政策的“大水漫灌”，很难区分与控制钱的流向，财政政策似乎可以更加“定向”到那些更有前景以及对产业链更加重要，或者拉动推动效果更加明显的部门，在理论界与实践上似乎更受欢迎。目前，探讨如何刺激经济增长，变得必要与迫切。

在中国，电网企业因为其巨大的体量，也成为了拉动全社会投资的关注焦点。两大电网企业每年售电量超过6万亿度，电费一项，现金流收入超过3万亿（流动资金），过去几年每年投资额接近7000亿元，数目上超过中央预算内投资总额，有“第二财政部”，或者“半个财政部”之说。有业内人士甚至把电网公司的近期人事变动同其企业投资行为联系起来，认为之所以有人事更迭，在于电网公司过去几个月存在“缩减投资”的动向。

那么，电网公司合适扮演财政部的角色吗？本期专栏我们初步讨论这个问题，提供一个思考的框架与分析的起点，希望引发更多的讨论。

疫情的经济影响需要财政政策对冲

中国知名货币政策专家于永定先生是短期经济刺激政策的支持者，即使在疫情这个要素还没有进入决策视野的情况下。他认为，如果中国不存在严重通货膨胀状态、更不存在加速的通货膨胀，如果国债收益率很低，公众和金融机构都愿意购买国库券，政府就可以实施更具有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力争使经济增速有所上升。

笔者赞同于永定先生的观点。并且，于先生在文章的最后也做了很好的提醒，需要关注这些投资的效率问题——“基建投资确实存在低效的问题，地方政府是否能够善用资金仍是一个大问题，这类问题，已经超出我专业范围”。

所以，大体上，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刺激经济增速的问题，而是如何刺激，也就是更有效率、全社会成本最低地实现目标的方式方法问题。

电网公司毕竟不是财政部

相比货币政策放松银根，财政部与电网的资金更像真金白银，但是二者还是有区别的。财政部每年有增长的、税基巨大的固定税收与税费来源，必要的时候还能赤字财政乃至对央行发行债券（相当于印钞）。相比而言，电网公司的收入特别是利润的可靠性虽然相比一般行业要稳定，但是比财政收入并不如。

如果衡量可持续投资能力的利润情况，电网公司的可持续投资能力是一般的，每年几百亿到1000亿的利润，也就在净资产收益5%以内的水平。新的投资如果无法形成迅速的盈利能力或者经济性良好，很可能快速积累债务到更高的水平。目前60%左右的负债率到90%的负债率，可能并不像直觉想象的那么“潜力巨大”。这一点，回顾历史上各大发电公司如何普遍变成90%负债率可能有帮助。

电网公司过去存在必要投资缺口吗？

很显然，即使整体经济存在投资缺口，影响短期经济潜力的发挥，那也不能跳过投资必要性考量直接推导出电网需要扩大投资规模。

与之可以类比的，是目前欧洲投资银行响应新的欧盟委员会主席的气候议题，要进行所谓“绿色投融资”所面临的拷问。这些所谓的绿色项目存在资金缺口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话，那么这种额外的融资只会催生金融泡沫。如果电网过去并不存在必要投资缺口，那么这种额外支出的效率必然是很低的。

电网过去是否存在必要投资缺口，这是个实证问题，当然是个很复杂的实证问题。因为它涉及到对众多项目投资可行性与经济前景的预期或者评估。

传统上，电网企业倾向于对高压端的投资，特别是投资巨大的“又大又粗”的特高压项目。这些项目已经被已建成线路的低利用率，以及理论分析上巨大的系统灵活性负面影响证明大部分属于无效投资。

在中低压端，传统上人们认为其投资不足，整体上的智能化程度非常低，特别是中小城市配网与农网。这方面长期需要巨大的投资以改善其技术经济表现。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合理的投资回报方式（目前看不到），我们也很难说这种存在社会需求，而经济上缺乏商业模式的投资有多大必要。

从目前的信息来看，电网公司与公众（特别是股市）对进一步提升高压端投资已经形成了巨大的预期，这将恶化本已经存在的投资支出上的结构性问题。这方面本来就不存在投资缺口，进一步的加码只能造成投资泡沫。

众多的操作性与道德风险需要规避

财政部的积极财政政策，笔者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是大体上认为还是存在一些标准的流程与管理规范，以确保资金的流向与使用，尽管现实中这并不总是奏效的。电网公司基于“为了支出而进一步支出”的额外宏观经济考量，无疑面临着更多的操作性风险。

在疫情肆虐的时候，社会大众对各类型企业的角色与担当存在着更大的期望，甚至冠之以“发挥社会责任”大小的彼此比较，政治批判乃至道德评价。这其中无疑存在合理的成分。事实上，企业的利润最大化唯一目标与为股东服务的最终价值理念与意识形态，是上世纪60年代才在英美形成的，在欧洲大陆也并非主流。但是，如何确保中国国有企业的投资更加具有效率，无疑需要很强的规制与配套能力。这在危机时刻短期内是完全无法具备的。让部分现金流充裕的国有企业充当部分财政部的角色，实现其企业经营目标之外的其他目标，充当宏观经济调控工具，蕴藏着各种风险。

这一点对处于自然垄断、接受严格成本监管、具有准许收入上限的电网公司尤其适用。其额外于正常经营的支出计划，如何体现在资产上，又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计入输配电价从而成本社会化，其中需要审慎的全社会视角的经济效率与风险考量。

笔者的一个直觉，电网公司无法承担半个财政部的角色。在这样的一个特殊时刻，扩大投资对专业花钱的财政部是对的，但是对不存在必要投资缺口的电网公司可能不是这样，可能需要专业化的投资结构改变。同财政激励资金流入已经存在泡沫的房地产的担心一样，我们需要对电网进一步扩大投资形成关切，而不是相反——以“大局大形势大背景”的摊派思维鼓动非专业化的“花钱”。

这方面，进一步的透明讨论无疑将是有益、及时与非常关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