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储能网讯：1984年12月，我研究生毕业，被分配到北京水利电力经济管理学院（今华北电力大学）当老师。我学的专业是发电工程。为了丰富实践经验，也为了今后给学生们讲课，毕业报到前夕，我向学校申请，去河北省陡河电厂实习。

陡河电厂建于1973年，总装机容量155万千瓦，是当时国内屈指可数的全国重点电厂之一。在陡河电厂的那段实习经历，对我后来的学习和工作帮助非常大。当时，在导师马建龙的带领下，我们对陡河电厂的厂锅炉循环水优化运行项目进行研究，这也是我第一次接触科研课题。电厂很重视这个研究项目，专门给项目团队拨付了1万元的研究经费。这在当时是很大一笔费用。1985年5月，在做了几个月的实习和研究后，我完成了陡河发电厂锅炉循环水系统优化运行的研究报告，提出了通过优化锅炉循环水系统参数以降低厂用电率的观点，获得陡河电厂的高度认可和采纳。

1985年底，我结束实习回到北京水利电力经济管理学院，开始给电力技术经济专业的学生讲授热力系统的课程。由于学术成就突出，1991年，我被学校破格提拔为副教授，还选派去比利时鲁汶大学做访问学者，进行为期1年零3个月的研究。当时，我学习和接触了欧洲最先进的电力技术，让我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知道了研究的前沿方向。我还在国外学术期刊上发表了2篇科研论文，其中一篇的内容就是电力需求侧管理。

结束访问学者学习即将回国之时，鲁汶大学提出，希望我继续留下搞科研，并且提供优厚的待遇，但我最终谢绝了对方的挽留，毅然回国。1992年，北京水利电力经济管理学院改名为北京动力经济学院，地点也搬到了昌平的朱辛庄。

1997年，国家电力公司成立。国家也开始着手市场化改革，选定在辽宁、吉林、黑龙江、浙江、山东、上海（五省一市）进行“厂网分开、竞价上网”的改革试点，探索破除垂直一体化的管理方式，我也参与其中。但是，这一改革举措在执行过程中却出现了问题。不少观点认为，各省之间有壁垒，不适合开展竞价上网。当时正赶上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方案实施没多久就被叫停。虽然此次改革停滞，但我想终归还会有启动的那一天。于是我又申请到美国斯坦福国际研究院做访问学者，去研究美国的电力体制改革。原本计划学习一年，但学习仅半年我又被匆匆叫回国。原来，当时国内发生了“二滩弃水事件”，成为第二次电力改革的导火索。之后，关于电力体制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国家迫切需要懂电力技术经济方面的人参与。

回国不久，我作为国家发改委聘请的10位专家之一，参与了电力体制改革方案的起草工作。当时有专家提出，要把输电和配电分开。我坚持认为，输、配两个网络都具有规模效益和范围效益特性，不应该建设多个网络进行竞争输电或者配电。即便输配分开了，也不可能直接引入竞争市场，为什么还要输配分开？另外，如果输配分开了，会增加交易成本，还会增加安全隐患，但是这个意见并未被采纳。2002年，国家发布了《电力体制改革方案》（即电改“5号文”），决定重组电网和发电公司，提出了政企分开、厂网分开、主辅分离、输配分开、竞价上网的电力工业改革方向。

2004年，国家选择在东北搞区域市场的试点。我又参与了区域电力市场的研究工作。当时，在全国电力供需紧张的背景下，东北的电力相对较富余。这就确保了在东北电力市场启动双边交易试点之初，集中竞价会让上网电价处于下降通道，这也能保障电网企业的利益。但那时候正赶上煤炭价格上涨，导致东北电厂上网竞价上升，原来为缓冲电价起伏给电网企业带来利润影响的“蓄水池”也没有发挥之前的作用。尽管有关部门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发电公司与大用户双边交易试点，但是东北区域电力市场交易量非常少，竞争性电量占区域电力市场实际交易量不到20%。另外，即使在东北区域内，不同省市之间也存在意见分歧。记得当时在东北电网区域内搞报价，北部发电高价上网，南部用电低价销售，以致东北电网公司不到半个月亏损32亿元，最后区域市场的改革不得不被叫停。

2014年6月，中央对我国能源安全战略作出重要部署，提出能源消费革命、能源供给革命、能源技术革命、能源体制革命等能源领域“四个革命”的重要论断。在这样的背景下，发改委又重启电力体制改革。2015年，中央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即电改“9号文”），我全程参与了文件讨论和起草工作。起草过程中，我和许多学者提出，此轮改革有两个方面的“不能”：调度不能独立，输配不能分开。这个观点后来被采纳，最后提出了“管住中间、放开两头”的体制架构。

回顾电力行业的发展历史进程，我认为，电力行业经历了这么多次改革，既解决行业自身发展中的诸多问题，也为国家的改革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今后能源行业不管怎么改，电网应该是一个公用事业平台，必须要有规模效益，从而构筑综合能源系统，形成多能互补和高效利用，这也是能源革命的重要内容。例如，面对石油、煤炭、天然气及电力等资源，以问题为导向，利用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模式整合这些能源资源，在满足用能需求的同时提升能源利用效率，最终实现满足多元需求、降低能量损耗和减少污染排放等目的。同时，也有助于打通多种能源系统间的技术壁垒、体制壁垒和市场壁垒，在保障能源安全的基础上促进能效提升和新能源消纳，大力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