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储能网讯：“技术总是向最适合它商业化的环境转移。”

在12日第十届中国（东莞）国际科技合作周上，清华大学国际技术转移中心副主任谭鸿鑫表达了上述观点。

谭鸿鑫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作为国际产业转移的第一轮受益者，东莞在体制、人口以及资源禀赋等要素上的红利在逐步丧失，单纯依靠产业转移的发展，将使得当地企业继续挣扎在国际技术市场和产业链的中下游。

东莞市市长袁宝成表示，东莞需要配合世界科技革命的发展，积极推动由产业转移向科技转移的转变，东莞将提供知识产权保护、资金、人力资源、土地等各方面的支持，逐步建立起适宜国际技术转移的市场环境。

低利润倒逼转型

在当天的电子信息产品博览会现场，一位生产自动冲压设备的供应商忙着向前来咨询的客户介绍产品。

他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受汇差影响，今年生意比往年难做得多。公司设备多是出口外销，今年人民币升值趋势愈演愈烈，对公司出口业绩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目前该公司也在不断开拓国内市场，但由于德国、日本以及新加坡等国家的产品在控制系统与精确度等方面更具优势，在同类设备采购方面，它们更受国内采购商的青睐。

上述人士坦承，国内同行在控制系统研发方面还比较落后，国内供应商往往优先采购德国、日本公司的控制系统，在此基础上根据客户的个性化需求，为客户配置数控自动化，横、纵切线，制管线等生产线设备。

“相比国外那些掌握核心技术的企业，国内同行业即使严格管控成本也只能维持8%左右的利润率。”这位供应商说，由于控制系统的研发周期很长，研发投入的人力、财力成本非常高，目前多数国内供应商并不掌握关键设备的核心技术，因此在国际市场上难以摆脱处在产业链末端、利润空间被压缩的命运。

低利润率的现实处境正倒逼一些稍具实力的企业谋求向产业链前端“上溯”。而作为“世界工厂”，先行接受产业转移的东莞显然在下一轮的技术转移上具有优势。

东莞康达新能源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沈剑山告诉本报，东莞的民营科技企业通常是做外国公司的OEM和ODM起家的。作为代工企业，它们可以最先接触先进的科技、管理经验，把最高水平的技术产品引进来合作，在此基础上进行消化、吸收和再创新。

比如，康达曾陆续获得美国康明斯、英国劳斯莱斯、韩国大宇等国际知名品牌燃气、发电机组的OEM和中国区代理授权。在合作过程中，康达不断引进国外先进技术。

2006年康达承接了中意合作太阳能热发电技术创新平台建设及示范工程，这一国际合作交流项目在沈剑山看来“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因为当时槽式太阳能热发电在国内尚处空白，在世界范围内系统掌握此项技术的也是凤毛麟角。

由于对科技人才和产业创新的重视，康达在金融危机过后获得了快速的发展。目前公司在燃气、生物沼气、太阳能、潮汐发电等领域拥有上百项发明专利，公司产品远销东南亚、拉美和欧洲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

软环境待改善

本届国际科技合作周上，不乏技术合作的案例。来自以色列先进的水处理环保技术，德国和荷兰带来欧盟地区先进的光电技术，在展会上与东莞各类企业进行了对接。12日，清华大学东莞创新中心、北京大学东莞光电研究院等18家单位宣布正式成立“东莞国际技术转移联盟”。

数据显示，东莞目前各类科技型企业数量超过4000家，其中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就有610家，已有1000多家科技企业与2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合作关系。

“国际技术转移已由技术贸易、工程承包为主导的模式向包括技术许可、合作研发等多种形式并存的模式转变。”谭鸿鑫称，国际技术转移已占据了国际合作的重要地位。

谭鸿鑫指出，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已经改变了国际技术转移固有的两极格局。新兴市场已经具备了双重性的技术转移，在不同发展程度国家间扮演着技术吸纳与技术供应的双重角色。过去几年，中国在技术进口和出口之间都呈现出快速增长的局面。

谭鸿鑫认为，当前我国科技转移面临来自外部和内部的双重挑战。从外部挑战情况看，国际社会共同关心的是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我们不应回避，而是应该采取一种更积极、主动的策略，来防止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发生。

内部挑战主要是人才和法律环境的缺失。国际技术转移作为一种高端服务业，对于人力资源的要求是综合性的，更是高端的，并且这种人才的培养无法速成。

此外，目前我国在国内和国际的技术转移方面，缺乏一个明确、统一的法律条文和政策规范。这与国内蓬勃发展的技术转移市场相比，显然不协调。

谭鸿鑫认为，技术的特点决定了技术转移之难，因为人们很难用简短的文字把它描述清楚。另外，人们的技术需求通常也是模糊的、不确切的。上述两方面的原因，导致了技术转移工作中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有技术难以找到适合的用户，用户有需求也很难找到合适的技术。

他建议，在这个过程中，提高技术与需求对接的效率与成功率，在工作中做好技术转移流程的标准化，建立一套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这对于国际技术转移机构实现可持续发展起到很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