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储能网讯：2011年10月2日，公营电动汽车租借制度“Autolib”在法国巴黎试启动。此前，马赛港、里尔及南特等地方城市也已采用该了制度，而巴黎力争12月1日全面展开。届时，将在巴黎市及近郊设立250个网点，只要在指定区域，就可全天利用电动汽车。此次试行在巴黎市内设置了33个网点，共准备了66辆电动汽车。据称，力争到今年12月，使网点增至250个，电动汽车增至250辆，并在巴黎市周边的法兰西岛大区扩大指定区域，到2012年夏季使网点增至1100个，电动汽车增至2000辆，最终目标是电动汽车达到3000～5000辆。目前，全球最大的汽车共享服务构想启动在即。
追求实际的年轻人转向汽车共享
汽车共享的定义是“系统化地共同使用乘用车”。使城市居民确保与原来相同的移动性，与此同时减少乘用车持有数量的尝试从199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但近几年，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进步，其商业模式也在不断改进。
近几年，汽车共享服务不断扩大的原因，除了人们的环保意识不断提高之外，还包括一直得不到改善的交通堵塞及停车位不足等问题的出现。而且，对于居住在城市的年轻人来说，不再认为持有乘用车是重要身份象征的意识变化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据称，通过共享1辆乘用车，可省去4～8辆私家乘用车。由此可实现增加自行车车道、扩充停车位的城市建设。同时还具有如果不经常驾驶乘用车，便可减轻用户经济负担的优点。据推算，每年行驶距离不到1万公里的用户，采用汽车共享服务，在购买费用及维护费用两方面都会更划算。
目前，全球的汽车共享服务可分为四类。第一类是以被称为车站的网点为起点的汽车共享服务，比如德国的Cambio Mobility Service和德国联邦铁路、瑞士的移动汽车共享，以及美国的Zipcar等。该服务的优势在于拥有分布较广的网点及简单的收费体系。据2010年的调查显示，欧洲14个国家构建了网点型汽车共享服务，注册用户达到38万人。据称，共享的乘用车数量已达到1.2万辆左右。
第二类是自由浮动型汽车共享服务。在事先指定的地区，利用者可自由使用乘用车，并随意还车。有意思的是，现有汽车厂商纷纷参与这种业务，比如在德国出现了戴姆勒的car2go及宝马的Drive Now等项目，大众最近也将开始开展名为Quicar的项目。其中，在乌尔姆市获得的验证结果是，汽车持有数量减少，驾驶员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也有所减少。
第三类是私营型汽车共享服务。即让所有友人及邻居形成一个团体来共同利用乘用车。在这种情况下，汽车拥有者并不是为了追求利益，只是让利用者为其分担停车费及汽油费。近几年，为了将汽车拥有者及利用者联系在一起而设立“汽车俱乐部”的情况越来越多。英国的WhipCar目前已在450座城市，作为将汽车拥有者及利用者联系在一起的平台发挥功能。另外，在这些俱乐部中，有的还会提供以共同利用为前提的特殊汽车保险。
第四类是通过有效利用互联网、手机及车载导航仪等促进“拼车”的汽车共享服务。比如业界率先推出的平台-德国的Flinc。还可提供用于智能手机的应用。利用者通过智能手机发送出发点和目的地的信息。满足这一条件的驾驶员便会接受“拼车”。可以说是现代版的搭便车旅行。
据推算，整个欧盟的汽车共享服务截至2016年将实现42％的增长。用户数量方面，预计会增至500万人。国家及地方政府也将其作为新城市交通的应有方式，给予越来越多的关注。上述的“Autolib”也是在行政部门的大力关照下实现的。这些行政支援对策包括：（1）由行政部门提供停车位；（2）由行政部门购买并提供车辆；（3）由行政部门设立运营组织；（4）使其与公共交通机构实现联动；（5）为废弃燃效较差的私家车，换用汽车共享服务的利用者提供援助；（6）由行政部门负责汽车共享服务的广告宣传；（7）向环保标志的对象中追加汽车共享服务等。
尽可能扩大一件事物所能实现的功效
对于汽车共享服务的扩大，也有不少人指出“用户规模还不到乘用车拥有者数量的0.1％”、“只不过是一种社会运动”。当前的主流观点是只要存在追求“家门口永远停放一辆私家车这种便利性”的生活大众，以及“希望销售更多乘用车，即使1辆也好”的厂商，就无法摆脱利基范畴。
但在此笔者想到的是，作为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WBCSD）提倡的旨在提高环保效率的企业应该致力的7大要素中的一项“增加服务集成度”。也就是说，通过尽可能扩大一种事物所能实现的功效，即使不采取其他行动也可实现。换句话说就是，只要重新审视一下一直未使用、处于闲置状态的事物，就能降低环境负荷。因此，必然会出现共同利用及共享的构想。比如，即使用户的行驶距离不变，使用时产生的环境负荷没有明显差异，但如果共享一辆乘用车，就无需使用4～8辆私家乘用车，这样或许便可明显减轻因乘用车原材料及组装而产生的环境负荷。
就算这只是个社会实验，笔者也想对巴黎市出台的 “Autolib”等政策表达敬意。这是因为，夸张点说，考虑社会及地球的可持续性时，除了反复验证“巨大的变化并不是从核心地开始，而是开始于远离权力的边远区域”这一言论之外，没有其他任何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