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将《环保法》称之为“近二十年执法效果最纠结”的中国法律，它隐含了两个不争的事实：一是在唯GDP论的政绩观下，一些地方“污染换发展”并不是传说；二是环保执法受地方利益掣肘，举证易、执法难，起诉易、审判难，公益诉讼更是鲜能成行。因此，修法是大势所趋。《环保法修正案(草案)》二审稿明确规定“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中华环保联合会以及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的环保联合会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一“独家授权”的法条，究竟是脑残规定，还是确有苦衷呢？
在铺天盖地的质疑与讽刺声中，很有必要接受一个现实：尽管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订后，增加了关于“公益诉讼”的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实际上，不少民间环保组织提起的环保公益诉讼案，经常遭遇“主体不适合”为由而不予立案的下场。修订中的《环保法》单列授权给中华环保联合会，未必不是无奈的良善之举。这当然还要有几个前提：一是中华环保联合会要“身子正、立场稳”；二是这个组织必须具有强烈的开放性，给其他环境公益组织提供公益诉讼上的义务服务。
然而，尽管中华环保联合会这两天一直在拍胸脯保证“不是垄断、不会权力寻租”，但起底出来的种种内幕，却不能不让人为新法的“偏好”而担心。一是污染大户竟是这一环保组织的“企业成员”，以其会员单位为例，譬如2008年、2009年，玖龙纸业(重庆)有限公司分别因为排污问题而受到处罚；2013年，玖龙纸业(太仓)有限公司被江苏环保厅监控到有超标排放行为。如此“海纳百川”，中华环保联合会名副其实吗？二者，一边收钱、一边起诉，思维能理性吗？譬如按照其《联合会章程》规定，加入该会的企业需按规定缴纳会费，最高标准是一届要缴30万元，你交钱了，它还会在公益诉讼时“下狠手”吗？
中华环保联合会在对待会员与非会员企业的污染问题上，确有一些令人浮想联翩的“巧合”。早在2007年1月，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主任廖晓义向该会写信称，由于对中华环保联合会关于金光集团APP中国林浆纸一体化调研报告持有不同意见，决定辞去该会理事一职。绿色和平组织一位负责人则称，中华环保联合会过去几年的一些公益诉讼，主要是针对一些地方小企业，没有涉及一家会员企业。
即将在新《环保法》中承担公益诉讼中流砥柱作用的“独家单位”，拿不出一件刮骨疗伤姿态的诉讼行为，莫非要等新法“认证”之后再去大刀阔斧？靠搞收费会员制的公益组织来独家提起公益诉讼，起码在逻辑上，是一件很扯的事情。
公众最担心的是，本来环境公益诉讼可以主体多元，现在“独家认定”之后，莫不是逼着聪明的企业赶紧去中华环保联合会“交会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