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起点：从1992年各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签署第一份《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开始，世界各国为了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已经进行了长达20多年的谈判。

● 目标：11月底在巴黎举行的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1次缔约方大会，这次大会望达成一个适用于所有缔约方、具有法律效力的协议。

● 分歧：发展中国家认为，发达国家在历史上大量排放了温室气体，因而应当承担更多的责任；发达国家则认为，发展中国家目前阶段排放的温室气体更多，在减排上应该做得更多。

“仍有几个棘手的问题需要解决。”

离巴黎气候大会召开整一个月之时，法国气候谈判首席代表蒂比亚纳（Laurence Tubiana）向外界透露了一个有些糟糕的消息，“刚刚结束的波恩气候磋商，各国达成了一份极不完善的协议草案，草案很长，文本有51页，而且有些还相互矛盾，各方达成妥协的空间不足。”

对于志在11月30日达成新的气候协议框架的联合国来说，这是一个坏消息。

不过，也别想得太糟。10月29日，法国外长法比尤斯神色沉静告诉记者：已有80国首脑确认出席巴黎气候峰会。

今年恰逢联合国成立70周年，眼下的联合国在处理国家政治、经济事务上，总显得力不从心。但在气候谈判上，还能一呼百应，只是一个气候公约已经谈了23年了，今年能够有所斩获吗？难道又要像六年前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那样无功而返吗？

就目前草案文本，《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执行秘书长Christiana Figueres女士说，好的方面是，文本内容平衡且大胆；坏的方面是，文本内容不简洁不清晰。

无论怎样，法国上下为了迎接气候大会的召开已经忙乎起来。

“有超过3000人在近五个星期内不论早晚轮流倒班工作，每天有60多辆卡车进出，需要铺设1000多公里长的电缆工程。”由于举办地选在法国布歇尔机场，因此需要搭建面积为80000平方米的临时建筑。

不出意外，届时巴黎将盛况空前。只是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巨大的疑问：“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应如何理解‘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呢？”

减排责任：各说各话　　

六年前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最终并未全面达到预期，究其原因，在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减排责任及资金安排的分歧难以弥合。今年的巴黎气候大会是否会重蹈覆辙？可以肯定的是，碳排放与一国的发展息息相关。当发展权被拿上谈判桌时，没有人愿意轻易让步　　

为了当好“东道主”，法国外长法比尤斯向世界各国首脑邀约，“已经收到了80个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与会答复，其中包括美国、中国、印度、南非、巴西和加拿大等，欧洲领导人也将出。”

简而言之，巴黎气候大会的核心就是抑制或控制碳排放，即完成哥本哈根大会提出的目标。继《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后，达成一项抑制全球气候变暖、具有约束力的多边协定，确保地球升温不超过工业革命前2摄氏度。

巴黎大会想做的，其实在2009年那次备受瞩目和争议的哥本哈根大会中都已涉及。事实上《哥本哈根协议》维护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Common But Differentiated Responsibilities，简称CBDR），就发达国家实行强制减排和发展中国家采取自主减缓行动做出了安排，并就全球长期目标、资金和技术支持、透明度等难点问题达成共识。

但六年前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最终并未全面达到预期，并导致全球气候治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进展缓慢。今年1１月即将举行的巴黎气候大会就一定会成功吗？

发展中国家则认为，在减排方面，尽管所有国家都应提交减排目标，但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历史上大量排放了温室气体，因而应当承担更多的责任，在全经济领域进行绝对量减排。而发展中国家可以进行多样化减排行动，且行动力度取决于自身发展需要及发达国家提供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支持的情况。

另一个障碍是资金问题。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绿色气候基金”被第一次提出。这一基金的构想是，发达国家在2020年前每年拿出1000亿美元，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但发达国家目前还没有履行自己的承诺。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此前的一份报告显示，在2013-2014年度，绿色气候基金筹集的金额为620亿美元。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国家要求从2020年以后获得更大的援助，不过发达国家受制于自己国内的经济困境，可能很难满足这些进一步的请求。

在资金筹措的方式上，一些发达国家提出不希望确定每年具体的注资数字，且注资主体不一定是公共部门，也可来自私营部门。同时，发展中国家也可以承担提供资金的义务。

发展中国家代表对此尤其愤怒，指出发达国家必须在2020年实现每年对绿色气候基金注资1000亿美元的承诺，同时在这一基础之上，要定期提高支持发展中国家的资金规模，且出资主体必须是公共部门。

无论是减排还是资金问题，都反映了不同国家对现实的考虑。

对于欧洲而言，他们最担忧的是低碳经济能否竞争过那些保留传统能源的国家？法国驻加拿大大使郁白（Nicolas Chapuis）指出，英国和法国已积极行动，成为推动绿色经济发展的先驱——英国计划在2050年前减排80%，并成立了一个政府支持的绿色投资银行；法国计划在同期减排75%，能源消耗减少一半。英法已经分别成为绿色产品和服务出口的第六大和第七大国家。

法国清晰地意识到，要维持并扩大这一绿色经济发展的红利，必须要有一个坚实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性框架。“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如果一个国家决定单枪匹马地走适应气候变化的低碳经济之路，它将承受来自保留化石能源高碳模式国家的不公平竞争。”法比尤斯说道。

而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其经济水平尚不足以大量使用高成本的清洁能源。印度是全球第三大碳排放国，仅次于中国和美国。一直以来，印度对气候变化的态度始终暧昧，坚持依赖燃煤发电。印度总理莫迪也一再重申，印度不会接受限制其发展的任何气候协议。“印度是一个主权国家，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问题上不会受到来自任何人或任何国家的压力。”

碳排放与一国的能源结构密切相关，而能源结构决定了国家未来的发展道路。当发展权被拿上谈判桌讨论时，没有一个国家会轻易让步。

谈判框架：如何设计？　　

为了迎接11月的巴黎气候大会，各个国家正陆续向联合国递交减排计划，并作为最终谈判达成全球协议的基础。但如此松散的谈判框架也加大了达成全球性协议的难度。一些科学家们提议，应重新设计谈判框架，聚焦全球碳价格的共同承诺

眼看着11月巴黎气候大会的日期一天天临近，但至今各国尚未达成统一的谈判文本，关心气候变化的科学家们坐不住了。他们甚至想要亲自操刀，为全球气候谈判重新设计框架。

据英国广播公司官网报道，科学家们认为目前各国的承诺都是以自身利益为主要出发点，而不是以一个共同目标为焦点，所以联合国气候谈判正在走向失败，如果要想成功，需要做出重大决定——重新设计谈判。

目前，联合国气候会议的谈判框架依然非常松散。在联合国气候会议召开之前，各个国家已经提出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计划，即被称为国家自定贡献预案。然而，气候科学家们认为这种方法根本不会奏效。

英国能源与气候变化部前首席科学顾问、剑桥大学教授戴维·麦凯警告说：“历史上的《京都议定书》就是个例子。最初这个协议要达成一个共同的承诺，但最终它下降成拼凑单独承诺的局面……导致了一些非常微弱的承诺，以致一些国家退出了该进程。而巴黎谈判正朝着同一个方向发展。”

近日，气候行动追踪（Climate Action Tracker，简称CAT）组织发布报告，称目前各国提交给联合国的减排计划远远不足以达成21世纪末将全球温度上升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的目标，若要实现全球温度上升不超过2摄氏度的目标，政府需要大大提高其减排目标。

不过，发展中国家似乎不准备在减排目标方面进行更多的让步。在波恩会议召开前，大会联合主席曾发布一份非正式文件，并希望会员国在此基础上进行谈判。但77国集团和中国却认为这份文件“极度不平衡……损害发展中国家利益”，因此决定以建设性态度对文件内容进行补充。

“各说各话”或许可以用来形容目前气候会议谈判的现状。而科学家们正试图找到一种简单、直接的方式解决这一问题。英国剑桥大学、美国马里兰大学和德国科隆大学的科学家在最新一期《自然》杂志发表文章呼吁，为防止谈判走向失败，巴黎气候大会应集中在对全球碳价格这个共同承诺上。

科学家们认为，制定一个共同的碳排放价格，即通过碳税或排放权交易计划来实现，是可以奏效的。英国能源与气候变化部前首席科学顾问、剑桥大学的戴维·麦凯说：“这个价格是可以协商和达成一致意见的，并适用于所有的国家。”

这意味着各国要同意对碳污染统一收费。换句话说，以后碳排放将变成一种需要花钱购买的权利。以欧洲目前实行的配额制度来看，那些超出配额的城市需要向结余城市购买配额，并付出沉重的公共支出。对于个人而言，也许大排量汽车的车主将付出更多的汽车排量税。

作为看不见，摸不着的“碳资产”的交易市场，其最关键的问题是，“碳资产”如何定价？

相比一般的商品交易，具体的节能减排项目，必须通过减排效果评估，才能注册成为“碳资产”进行买卖。而目前世界上最主要的碳交易体系集中在欧美国家，包括欧盟的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ETS）、英国的英国排放权交易体系（ETG）、美国的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和澳洲的澳洲气候交易所（ACX）。这也使得发达国家在碳交易方面占据主动权。

以统一市场的方式解决气候问题虽然足够“简便”，但是却不够高效。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格兰瑟姆研究所气候变化和环境政策专家鲍伯·沃德评论说：“这是一个深思熟虑的建议，但对于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的预估过于悲观。全球碳价格是必要的，但它本身不足以产生所需要的速度和规模。”

不仅如此，由于碳交易存在更大的政策性和技术性风险，因而国际市场更需要期货、期权等金融工具加以对冲。欧美发达国家由于对金融工具的长期熟练运用，在市场建设、定价机制的建立等方面往往更有前瞻性。作为碳产品提供方的发展中国家由于这方面的不足，往往只能进入发达国家的市场进行交易，成为价格的接受者。

全球治理：联合国过时了吗

世界各国为了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已经进行了长达23年的谈判，但一路走来并不顺畅。这令人们不禁怀疑，在全球治理领域，联合国过时了吗　　

距离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已经过去6年了，全球在气候治理方面依然没有找到出路。人们不禁怀疑，今年的巴黎气候大会是否会重蹈覆辙？

随之而来的另一个问题是，在全球治理领域，联合国是否已经过时了呢？

10月24日，联合国刚刚度过了自己的70岁生日。这一天，从澳大利亚的悉尼歌剧院到丹麦的小美人鱼铜像，从巴黎的埃菲尔铁塔和纽约的帝国大厦，全世界超过200座标志性建筑都亮起蓝灯——蓝色是联合国的官方颜色——以庆祝这个世界性组织成立70周年。

70年前在二战行将结束之际，美国主导建立了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为核心的全球集体安全体系，并附之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为支撑的全球经济货币体系，以及以世界卫生组织、世界劳工组织、世界产权组织等为基础的全球民生、社会体系。

这在当时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全球治理方式。但是随着全球化的深入，联合国在全球治理议题上显得越来越力不从心。如今，无论是全球经济事务，还是地区安全问题，都倾向在集团及区域内部解决。

但气候变化却像是为联合国量身打造的议题。气候变化不局限于某一地区或者国家，需要全球合作才能有效应对。而联合国是当今世界最具全球性和综合性的国际组织，二者之间在空间上完全对应。

正因为如此，联合国对每一次气候谈判大会都报以厚望。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最近表示，我们是感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第一代人，也是能够设法阻止气候变化的最后一代人。这是一个行动呼吁，敦促各国政府在今年能直面这一挑战。

潘基文表示，建立信任首先需要国际社会实现以前作出的气候融资承诺，为2020年前每年融资1000亿美元推动可信的政治进程。其次，在各国官方发展援助的基础上进一步调动新的气候融资资源。同时，通过提供债务减免的创新的融资机制来加强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恢复力。最后，确保绿色气候基金在巴黎会议前全面和正常运转，并在发展中国家审批项目。

2014年底，中美在奥巴马访华期间发表《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美方承诺2025年在2005年基础上减排26%-28%。中方承诺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升至20%。

而在刚刚结束的习近平主席访问美国期间，中美双方再次发表关于气候变化的联合声明，表示要进一步加强双边协调与合作并推动可持续发展和向绿色、低碳、气候适应型经济转型的决心。

中美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并非小事。“当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能源消费国以及碳排放国像（今天）这样走在一起，那么无论是发达国家或是发展中国家的其他国家都没有理由不作为。”美国总统奥巴马在9月25日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时说。

而这也或许将成为巴黎气候大会最大的政治“东风”。潘基文表示，全球三十个国家领导人已经认识到巴黎协议必须是一个转折点，即是向公民以及私营部门释放出全球经济转型是势不可挡、有利可图并且已经在进行。

中美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已经为全球治理提供了样本，剩下的则需要各方同样从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出发，发扬“同舟共济”精神，做出适当的妥协，以达成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

在现有的民族国家体系之下，联合国过去不完美，现在不完美，将来也不会完美。但对于气候谈判问题，联合国是目前所能拥有的最好的机制和平台。

经过20多年的国际气候变化谈判，全球气候合作的机制和原则已经建立起来，国际社会已建立起一些基本共识。如果另起炉灶，气候变化问题所具有的突出的全球性、长期性、渗透性和不确定性，必将导致新的谈判模式同样费时费力，结果很可能错过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最佳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