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储能网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组织（UNFCCC）的196个成员，正在秘鲁利马进行为期两周的气候谈判。为了能够持续应对气候变化、挽救地球免于“毁灭”，这样一年一度的年终冲刺已经进行到第20次。

外界存在这样一种热切的期望，就是全球能够在明年第21届联合国巴黎气候大会上完成一个2020年后全球统一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新协议。

在这个新协议下，原本承担“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发达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分野可能会变得模糊，诸如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排放大户，也可能承担起与发达国家一样的绝对减排任务，以共同完成全球升温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与工业革命前相比）的目标。

但是，这样的期望可能显得过于理想化。中国气候谈判首席代表苏伟12月4日在利马表示，利马不是应对气候变化谈判的终点站，甚至明年的巴黎大会也不是。

事实上，2009年12月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已将UNFCCC主持的全球多边气候谈判机制拖入了直线下滑的颓势。

在哥本哈根，发达国家已试图将发展中国家拖入全球统一的责任体系，而一些发达国家本身（例如日本、加拿大）也拒绝履行《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减排任务；美国则至今不愿加入这个约束发达国家减排行动的协议。

哥本哈根的失败，凸显了发达和发展中国家两大阵营之间在气候变化上不可调和的意见分歧；欧盟逐渐失去了在这个领域引领全球前进的政治能力，美国、中国等承受国际压力的成员则皆因不同的国内因素而拒绝步调一致。

尽管大多数国家都承认全球变暖对地球带来越来越多的极端天气—有如北美地区今年11月下旬遭遇史无前例的大雪一样—欧盟、美国、中国等大国也逐渐明晰表露出各自为政的迹象：在国际多边谈判机制时局艰难的情况下，进行自主的国内减排行动和发展碳市场，自然能够在环境保护和产业更新上得到更多的主动性和合理性。

2008年的金融危机造成的重创，导致美国和欧盟在经济复苏上的任务更为首要；这也影响了在全球组织大量资金，帮助第三世界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意愿和能力。

这项被称为全球绿色气候基金（GCF），发达国家通过公共和民间的渠道，计划至2020年时筹集1000亿美元。这是五年前哥本哈根会议的切实成果之一，帮助贫困国家应对干旱、热浪、洪灾和海平面上升。

而截至本次利马会议，这个基金得到捐款总计只有97亿美元，不到目标的十分之一；而距离完成目标的时限却也只剩下6年时间。

中国气候谈判首席代表苏伟在利马的新闻发布会上也再提此事，批评富国承诺的资金仍远远不够。诸如澳大利亚，则是不向GCF捐款的主要发达国家，该国称目前更愿意把重点放在国内援助项目上。

苏伟也努力打消外界对中美在11月12日共同发布2020年后减排目标所带来的诸多揣测。新华社引用苏伟的话说，这一声明不是一个联合行动计划或者联合目标，这是一个相互尊重的联合声明。

苏伟还说，两国发表联合声明也并不意味着模糊了两国的区别，美国仍要以发达国家的方式行动，中国则以发展中国家方式行动。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在11月下旬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强调了中美“两国根据自己的国情采取积极行动”，同时“实际上对于多边进程是非常大的贡献”。

在9月下旬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峰会上，作为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明确表示，中国支持2015年达成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协议，中国要为达成协议作出贡献，但协议必须要体现公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的原则。

尽管中国气候高官明确表达了中美承担的责任有所区别，共同发布气候声明的双边行动仍是事实，由双边推动多边进展也确实显示出了一条新路的迹象。

一方面，中国身处协调气候谈判立场的所谓“基础四国”（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组成）之中，中国宣布2030年左右达到排放峰值的决定，必然对其他三国产生压力；另一方面，在印度新总理莫迪上台后，美国和印度在包括气候在内的双边合作上进展颇丰。

印度环境记者论坛的副主席乔伊迪普·格普塔12月3日撰文说，印度可能也将开始评估碳排峰值年。奥巴马期待明年访问印度达成联合声明，与此同时，印度正在考虑公布其碳排峰值年，2035年至2050年之间均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