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能源报：从BP到RSC，从能源到化学，您是怎样适应其中的角色转换的？作为RSC的首席执行官，您能否为读者概况一下化学与能源的关系？
派克：说来话长，煤炭、石油和天然气都是植物或有机质经过复杂的化学变化和物理变化形成的。可以说，化学变化在化石能源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当我们燃烧这些化石能源时，二氧化碳被释放出来。而二氧化碳的捕捉过程也是化学过程。另外，可再生能源领域也离不开化学。硅基太阳能光伏薄膜的制造过程主要是化学过程。虽然，风力发电领域涉及的化学比较少，但是，在可再生能源的储能过程中化学扮演了关键角色。从能源到化学，我没有感到不适应，因为二者密不可分。
中国能源报：您刚才提到化学在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储能过程中很重要，能具体解释一下么？
派克：我们都知道，所有发电设备发出的电力都需要储存。有些情况下，这个储存时间还要很长，比如，在季风区，风力强盛期发电用不完，就要储存剩余部分到风力弱的季节使用。在空间上，能源丰富的地区和主要能源消费区往往也不统一。所以储能的重要性就更加凸显。从长远来讲，人们更倾向于将氢气视为储能载体。当前，我们可以通过车载储氢技术、气态储氢技术和固态储氢技术来储氢。在储氢技术上，我们面对的问题是如何低成本的储藏更多氢。RSC的一些会员科学家在专注这个领域的研究。整个世界对电力的依存度越来越大，所以，我们要研究电力储藏手段，并且是多种方式的研发都要进行。发电和储氢能力的提高十分重要。但到目前为止，电力储存技术的突破不大，50年前，储存大量电力的主要方法是抽水蓄能，50年过去了，这种方法仍在被广泛使用，也就是说50年间，我们在储能方面的成就乏善可陈。
中国能源报：据我所知，RSC将于今年4月在大连举行第一届国际清洁能源会议，那RSC为什么将会议的举办地选在中国呢？
派克：中国和英国已经在能源和低碳技术领域开展了深入的合作。比如，清华大学与英国BP共同建立了清华BP清洁能源研究与教育中心。中英两国也签署了很多在能源和低碳技术领域的合作。RSC和中国化学会还有中国的多所大学之间建立起了广泛的联系。RSC在全球有6个办公室，在中国就有2个。RSC认为把化学和能源领域的优秀学者召集在一起是很有必要的。另外，中国的能源结构中煤炭所占的比例很大，而中国还要面临减排的压力。这时候，就需要二氧化碳捕捉和封存（CCS）技术。RSC的很多会员科学家在这方面很有建树，所以，RSC把这届会议选在中国。
中国能源报：您刚才提到CCS技术，很多人担心CCS技术的碳封存环节的安全性，那么，RSC怎样评价CCS技术呢？
派克：如刚才所说，我们有科学家在研究CCS，也有成员在政府政策层面上推动CCS技术的示范和推广，我们还召开过关于CCS的会议。将二氧化碳从发电厂收集起来再注入到废弃的油田中是有多重益处的。而且CCS技术的很多环节都是证明成熟的，比如把二氧化碳从电厂排放的烟气中分离出来的技术在很多年前就已经成熟并广泛应用。而把二氧化碳注入废弃的油田中来提高油田采收率的做法也应用几十年了。全球数百个油田采用这种驱油方法。用这种方法将二氧化碳封存于地下是安全的。而且我们可以通过安装测试仪来监测二氧化碳的密度，并建立起快速、科学的事故反应体系。即使发生地震，一口或者几口油井中的二氧化碳泄漏出来，相较于CCS技术应用封存的二氧化碳数量比例也很小，况且一般情况下，油井中的二氧化碳是同水溶合在一起的，泄漏的几率很小。当然，众多科学家还在做复杂情况下的碳封存安全试验。
中国能源报：据我所知，RSC还是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积极倡导者，那化学同气候变化问题又有哪些关系呢？
派克：的确，人们很难意识到化学同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这也说明了RSC倡导应对气候变化的必要性。我们要告诉人们为什么要应用CCS技术。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讲，或许接下来的100年里，我们的能源结构中还会有化石能源，但是，很多国家都在减少化石能源的比重。比如，英国计划到2050年在1990年的基础上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80%，要实现这个目标就要加大CCS技术的应用力度，还要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然而还有很多国家依靠石油或者天然气来增加其GDP，如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国家。然而，气候变化是全球性问题，我们本可以让这些国家通过减少石油和天然气的产量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而从当前的形势来看，这几乎是不可能的。那我们就要推广CCS技术。另一种方式是发展新能源，并让它们相对于石油和天然气更有竞争性。从地缘政治角度来讲，气候变化和新能源问题将关乎2050年的世界格局，举例说，如果中国、美国或者英国在新能源方面或者储能方面领先，而中东或者北非国家落后，我们可以通过在那里建设太阳能电站，然后通过电网把电运送到欧洲。这些国家就被卷到新能源发展的过程中。另外，从当前到2050年，人们的生活方式也要做出改变，以适应可再生能源和储氢技术的更广泛应用。在能源消费上未来将走向何方需要一个领导者，对不同能源方式的倡导也就意味着谁将成为未来的领导。在能源消费结构的变革中，我们又将在多大程度上依靠中央集权，又有多少应该依靠市场呢？在接下来的40年里，我们必须要回答这些问题。
